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福建地方史》作业及答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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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析严复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
本题答案：
严复(1853-1921)是我国近代卓越的教育家、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他一生处于我国近代社会制度急剧转折和中西文化交汇与冲突的时代。
严复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23岁被派赴英国留学，又熟悉了西方文化。与变法维新的其他代表人物相比，严复的优势和特点是：熟谙西方语言文字，能直接考察西方社会文化，可以直接阅读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并熟练地进行翻译和评介。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一系列西方社会科学名著。这不但宣传、引进了西方的重要新思潮，而且更有利于他本人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和评论。
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的十三年里，严复全力倾注的实际事业，并不是政治变革，而是教育和翻译。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首先是政治活动家，那么，严复则首先是教育家，这是他在维新派中独树一帜的特点。他的指导思想始终是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这条主线基本没有变化和转折，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形势和体制下，他的思想和主张有不同的侧重和表现而已。对于严复的认识和评价，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作用与贡献。
一、严复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
(1)开创近代“教育救国”的道路
正是在1895年(光绪21年)，中国近代史上签订马关条约这个屈辱性的转折年头，严复深受列强欺凌的刺痛，愤懑而深思，诉诸笔端，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政论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激烈地批判了专制主义的政治与文化，阐述了他的救亡图存和民主主义思想。
(2)突破“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
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严复当时面临的基本格局是“中体西用”。洋务派思想家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1895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上已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术语。梁启超在所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可见不论是早期改良派或洋务派，“中体西用”已是流行的思维模式或惯用术语。
这种模式不但为当权的洋务派所倡导，也得到清末朝廷的认可，已成官方模式和教育原则。“中体西用”的原则虽在打破闭关锁国和专制文化统治上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实际上是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主张“中西兼学”，实际上是要维护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儒家的纲常名教，藉口学习西方的某些科学技术和政策措施，拒绝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理论，企图挽救满清王朝的衰落。在严复看来，“中体西用”,就是治“标”不治“本”。他发起了批评和挑战。甲午战争的残酷现实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动摇了“中体西用”的原则，从而为严复理论思维的突破提供了契机。
严复从进化论和实验科学的根据出发，分别对中学和西学作了认真的审视，并加以比较。他认为，从科学验证和中国救亡图存的切实需要看，中学中的科举、八股、宋学、汉学，以及词章小道等，属于“无用”、“无实”之类，应当束之高阁。他指出陆王心学貌似研究外物，实际只作“强物就我”的冥思苦想，“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与中学的这种弊端相反，他认为西学是面向社会和现实的，通过实践，讲究实验，因而使西方国家得以富强。他大力提倡的西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种应用科学、以及哲学、逻辑学等。他甚至把“救亡之道”归结为“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严复的这种思想锋芒，直指传统与潮流，使他在一般政界和学界不免处于孤立地位，但他坚持全面学习西方，视为教育的当务之急，变法图强的正确道路。
在维新变法时期，“中体西用”原则不但没有转变，反而有强化的趋势。到1902年，严复在与《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这封著名书信中提出体用一致原则，进一步从理论上做了批判。实际上他是要通过教育改革，建立以学习西方科学为重心的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新文化，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就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根本转变“中体西用”模式，启动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化转型准备了思想条件。
(3)制定“德、智、体”全面育人的方针
严复把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的目标转向并落实到教育的层面，便是全面改革和提升国民的素质。他认为，若不改变我国国民的贫、弱、愚的状况，要实现民主政治、救亡图强，是不可能的。他主张竭尽全力，从教育入手，并且接受和发挥了斯宾塞的“德、智、体”三育学说，从三个方面改变和提升国民的素质，最早实施教育目标的全面育人。
二、为学科改革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严复向教育部呈送一份《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提出了一个教学与科学研究的改革方案。
(1)高度重视大学的学术地位和师资培养
严复在《说帖》中提出，“所聘教习，如非万不得已，总以本国人才为主。”择师条件，应是“本国学博与欧美游学生，”“沈浸学问无所外慕之人。”“优给薪水”使之“一面教授，”“一面自行研究”，“如此则历年以后，吾国学业可期独立，有进行发达之机。”大学将成为“一国学业之中心点。”可见他十分重视大学的师资培养，学术独立和学术水平的提高。
(2)改造文科的方针：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他建议将经科与文科合并，特别指出：“既为大学文科，则东西方哲学，中外之历史、舆地、文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这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思想显然一致。
此外，对于法科，他主张以国文教授本国法律和现行法律为主课，而以外国和历代法律为参考借鉴；对于理工科与农科，他建议选派学生，赴欧美或日本留学深造，并整顿实验室，清理图书、仪器和药品，等等。这个改革方案，说明他研究有素，区别对待，富于远见并且体现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设想。对蔡元培往后在北大的改革，作了很好的开端和准备。
严复(1853-1921)是我国近代卓越的教育家、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他一生处于我国近代社会制度急剧转折和中西文化交汇与冲突的时代。
严复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23岁被派赴英国留学，又熟悉了西方文化。与变法维新的其他代表人物相比，严复的优势和特点是：熟谙西方语言文字，能直接考察西方社会文化，可以直接阅读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并熟练地进行翻译和评介。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一系列西方社会科学名著。这不但宣传、引进了西方的重要新思潮，而且更有利于他本人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和评论。
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的十三年里，严复全力倾注的实际事业，并不是政治变革，而是教育和翻译。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首先是政治活动家，那么，严复则首先是教育家，这是他在维新派中独树一帜的特点。他的指导思想始终是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这条主线基本没有变化和转折，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形势和体制下，他的思想和主张有不同的侧重和表现而已。对于严复的认识和评价，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作用与贡献。
一、严复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
(1)开创近代“教育救国”的道路
正是在1895年(光绪21年)，中国近代史上签订马关条约这个屈辱性的转折年头，严复深受列强欺凌的刺痛，愤懑而深思，诉诸笔端，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政论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激烈地批判了专制主义的政治与文化，阐述了他的救亡图存和民主主义思想。
(2)突破“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
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严复当时面临的基本格局是“中体西用”。洋务派思想家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1895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上已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术语。梁启超在所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可见不论是早期改良派或洋务派，“中体西用”已是流行的思维模式或惯用术语。
这种模式不但为当权的洋务派所倡导，也得到清末朝廷的认可，已成官方模式和教育原则。“中体西用”的原则虽在打破闭关锁国和专制文化统治上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实际上是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主张“中西兼学”，实际上是要维护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儒家的纲常名教，藉口学习西方的某些科学技术和政策措施，拒绝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理论，企图挽救满清王朝的衰落。在严复看来，“中体西用”,就是治“标”不治“本”。他发起了批评和挑战。甲午战争的残酷现实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动摇了“中体西用”的原则，从而为严复理论思维的突破提供了契机。
严复从进化论和实验科学的根据出发，分别对中学和西学作了认真的审视，并加以比较。他认为，从科学验证和中国救亡图存的切实需要看，中学中的科举、八股、宋学、汉学，以及词章小道等，属于“无用”、“无实”之类，应当束之高阁。他指出陆王心学貌似研究外物，实际只作“强物就我”的冥思苦想，“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与中学的这种弊端相反，他认为西学是面向社会和现实的，通过实践，讲究实验，因而使西方国家得以富强。他大力提倡的西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种应用科学、以及哲学、逻辑学等。他甚至把“救亡之道”归结为“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严复的这种思想锋芒，直指传统与潮流，使他在一般政界和学界不免处于孤立地位，但他坚持全面学习西方，视为教育的当务之急，变法图强的正确道路。
在维新变法时期，“中体西用”原则不但没有转变，反而有强化的趋势。到1902年，严复在与《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这封著名书信中提出体用一致原则，进一步从理论上做了批判。实际上他是要通过教育改革，建立以学习西方科学为重心的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新文化，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就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根本转变“中体西用”模式，启动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化转型准备了思想条件。
(3)制定“德、智、体”全面育人的方针
严复把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的目标转向并落实到教育的层面，便是全面改革和提升国民的素质。他认为，若不改变我国国民的贫、弱、愚的状况，要实现民主政治、救亡图强，是不可能的。他主张竭尽全力，从教育入手，并且接受和发挥了斯宾塞的“德、智、体”三育学说，从三个方面改变和提升国民的素质，最早实施教育目标的全面育人。
二、为学科改革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严复向教育部呈送一份《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提出了一个教学与科学研究的改革方案。
(1)高度重视大学的学术地位和师资培养
严复在《说帖》中提出，“所聘教习，如非万不得已，总以本国人才为主。”择师条件，应是“本国学博与欧美游学生，”“沈浸学问无所外慕之人。”“优给薪水”使之“一面教授，”“一面自行研究”，“如此则历年以后，吾国学业可期独立，有进行发达之机。”大学将成为“一国学业之中心点。”可见他十分重视大学的师资培养，学术独立和学术水平的提高。
(2)改造文科的方针：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他建议将经科与文科合并，特别指出：“既为大学文科，则东西方哲学，中外之历史、舆地、文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这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思想显然一致。
此外，对于法科，他主张以国文教授本国法律和现行法律为主课，而以外国和历代法律为参考借鉴；对于理工科与农科，他建议选派学生，赴欧美或日本留学深造，并整顿实验室，清理图书、仪器和药品，等等。这个改革方案，说明他研究有素，区别对待，富于远见并且体现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设想。对蔡元培往后在北大的改革，作了很好的开端和准备。
2、试论福建在古代中国海外交通的地位。
本题答案：
福建的先民很早就利用海上交通和海上资源发展经济。从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来看，汉代中国不仅开通了连系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同时也开辟了中国往印度的海上通道。很快在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不断实践和勇于探索之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海上交通航线 逐步形成。唐代中国以广州港为中心与东南亚诸国开展经济与贸易活动，宋元时期，福建泉州港的兴盛，渐渐取代了广州港的地位，而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尤其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更使得中国泉州在世人的心目中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圣地，许多探险家、航海家闻风出动，他们赞叹中国的富庶，而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人类的航海交通事业。其中最伟大的十五世纪的航海家应该是中国的郑和。郑和七下西洋，创造了人类航海史上的奇迹。他使得中国和世界紧紧的连系在一起。他为十五世纪中国在世界的大国地位建立了丰厚的基石。事实上，郑和七下西洋与福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换言之，郑和下西洋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福建的对外交通。继郑和之后，福州港的中琉航海交通与贸易，在中外交往的历史上显赫一时。中琉 贸易的兴盛弥补了郑和轰轰烈烈壮举结束后的失落和沉寂，成为那一时期中外航海交通贸易的中心。中世纪的风云变幻，漳州月港走私贸易的巨大旋风，一夜之间刮走了福州港的中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月港，因为它与马尼拉的大帆船紧紧相连，使月港从此走向了世界。清代以前，郑成功时代的台湾海上交通与贸易，是那一时期的重头戏。君不曾听过，台海之上，不得郑氏号令，不能行船走海。中国东南沿海的迁界与禁海，给了郑氏政权任意驰骋的机遇，在中国海上交通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康熙统一台湾后，开四海关，海上交往盛极一时。但终因清王朝的禁令，出海之船不得超过二桅，中国的造船技术受到限制，中国航海交通的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当西方海盜和日本倭寇在海上游弋时，昔日航海之强国中国，只能退避三舍，拱手让出了海上大国的地位。
福建的先民很早就利用海上交通和海上资源发展经济。从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来看，汉代中国不仅开通了连系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同时也开辟了中国往印度的海上通道。很快在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不断实践和勇于探索之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海上交通航线 逐步形成。唐代中国以广州港为中心与东南亚诸国开展经济与贸易活动，宋元时期，福建泉州港的兴盛，渐渐取代了广州港的地位，而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尤其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更使得中国泉州在世人的心目中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圣地，许多探险家、航海家闻风出动，他们赞叹中国的富庶，而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人类的航海交通事业。其中最伟大的十五世纪的航海家应该是中国的郑和。郑和七下西洋，创造了人类航海史上的奇迹。他使得中国和世界紧紧的连系在一起。他为十五世纪中国在世界的大国地位建立了丰厚的基石。事实上，郑和七下西洋与福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换言之，郑和下西洋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福建的对外交通。继郑和之后，福州港的中琉航海交通与贸易，在中外交往的历史上显赫一时。中琉 贸易的兴盛弥补了郑和轰轰烈烈壮举结束后的失落和沉寂，成为那一时期中外航海交通贸易的中心。中世纪的风云变幻，漳州月港走私贸易的巨大旋风，一夜之间刮走了福州港的中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月港，因为它与马尼拉的大帆船紧紧相连，使月港从此走向了世界。清代以前，郑成功时代的台湾海上交通与贸易，是那一时期的重头戏。君不曾听过，台海之上，不得郑氏号令，不能行船走海。中国东南沿海的迁界与禁海，给了郑氏政权任意驰骋的机遇，在中国海上交通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康熙统一台湾后，开四海关，海上交往盛极一时。但终因清王朝的禁令，出海之船不得超过二桅，中国的造船技术受到限制，中国航海交通的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当西方海盜和日本倭寇在海上游弋时，昔日航海之强国中国，只能退避三舍，拱手让出了海上大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