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3”引用了宋代杨时在《河南程氏粹言•论政篇》中说的话：“立治有体，施治有序。”请以这句话为中心议题，联系社会现实，自拟题目，7写一篇文章。（35分）要求：(1)自选角度，见解深刻；(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4)1000～1200字。
作风优良的含义是什么？
一个工业园区想要成立一个图书馆，由你负责。你将从哪几方面展开工作？你认为建国书馆的重点是什么？
组织一次党章党规演讲比赛，你是负责人，怎么组织？
为了拍摄一部关于工匠精神的纪录片，需要各个行业协会推荐身边具有工匠精神的代表来拍摄。现在召集了各个行业协会代表开座谈会。你是本次活动的负责人，在本次会议上你会怎么与他们沟通？请现场模拟。
（十三） 【给定资料】 1．深圳聚成企业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刘松琳昨天通过微博爆料称，其一位朋友近日在LV店花8000多元购买了一件衬衣，但第一次还只穿了几小时，没有洗，就发现破了一个洞。更郁闷的是，他发现在衬衣其他完好部位用手轻轻一撕也会导致裂开。随后，其朋友前往购买店铺进行交涉，发现还在架上销售的同款衬衣也存在同样情况。对此，LV店员称是“特别工艺”，建议换产品来解决问题。 刘松琳的微博同时上传了一张动态图片。从图片上看，其朋友购买的是一件红蓝格纹的长袖衬衣。用双手拉扯衣服完整部位，衬衣马上就撕开了一个口子，裂口大小接近一个格子的长度。 刘松琳甚至还在微博中调侃了自己体验“撕裂”LV衬衣的感受，“一开始很忐忑，毕竟人家花8000多元买的穿了几小时的衣服，当小心翼翼、轻柔地撕开那刹那真有初吻般的感觉。”他还表示，用几乎同样的方式和力度扯，衬衣甚至还没有A4纸结实。 记者联系刘松琳获悉，其朋友的衬衣购买于华润万象城LV专卖店。记者希望采访刘松琳的朋友，他询问了其朋友的意见，称暂不方便接受采访。 记者随后致电该店铺，向店员了解交涉情况及处理结果。LV接电话的客服人员向记者证实，确有一位先生购买了这样一件衬衣，事情正在处理过程中，但拒绝透露任何详细情况。要求留下记者的单位、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并表示将由相应的公关部门主动与记者联系，解释事情过程。 记者于2012年3月13日中午致电LV中国区公关部相关负责人谭先生，他表示已获悉这一情况，公司方面也已经与客人进行了交流。但事情的解决还需经过公司的相应流程。至于衣服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谭先生仅表示，LV已就此向巴黎的质量检测部门进行咨询，将征询其专业意见。他一直强调，“可以确定，LV最终一定会给客人一个满意的答复”。 13日下午，记者也来到华润万象城LV专卖店，发现在一楼男装部的货架上，已经没有微博爆料中“一撕即烂”的格纹长袖衬衣，只有两款类似款式的短袖衬衣和花格风衣。LV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款式的衬衣属于fashion show产品，是今年的新款。其中，长袖衬衣的售价为8790元。 记者询问同款式长袖衬衣为何没有在货架上销售？“我们没有这个货了。”店员回答说。记者随后再三询问该款何时到货，为何缺货等问题，这位店员的回答是：“我们没有这个货了”，言语十分谨慎。不过，该店员也热情地要求留下记者的联系方式，以便有货时通知。 而刘松琳13日下午发出微博称，其朋友透露，该款衬衣已经“返厂”了。 花8000元买了件“一撕就烂”的衬衣，这样的消费经历也在微博上引发“网友”围观，并纷纷留言评论。一些网友指出，包括LV在内的奢侈品牌，在国内已多次曝出产品质量问题。这些产品价格高昂，质量本应是绝对过硬，但现状却与消费者的看法背道而驰，这着实让人为大牌的未来发展担忧。网友“grace_n_liang”即表示，“LV名牌都不堪一击，让消费者的信任、信心从何谈起？品牌忠诚度都是浮云！” 更多的网友则针对店员“特殊工艺”的解释给予抨击。“毛毛AJL佳”表示，“大牌纯粹只是卖名声，不敢祈求质量……买到质量差的‘真货’只能‘自认倒霉’，就算投诉，商家也会以各种说辞来推搪”，奢侈大牌的售后服务让人伤不起。 网友“熊猫武装”则呼吁“请质检和工商部门加强对进口，特别是进口奢侈品加强监察和处罚力度！”以抵制奢侈品牌销售价高质低的产品，维护消费者权益。 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已届19年，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依然还会面临投诉无门、诉讼无果、索赔无力的尴尬境地。正值舞象之年的消法需要拿出真正有效的措施，展示法律维权的利齿，而非惯常的小修小补。 199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称消法）正式出台，这是我国第一次以立法形式全面确认消费者的权利。这部法规明文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 在这部法规中，消费者的隐私权、选择权、知情权、人格尊严等都被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畴。 时过境迁，面对新的社会环境，这部曾经启蒙了中国消费者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的法律在履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使命时，已有些力不从心。这就使得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却发现手中的护身武器已锈迹斑斑、迟钝不堪。且不说受到侵害难免，就连如何讨回公道心中都没有底儿。 针对在新形势下消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和人们在利用消法维权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惑，记者采访了民商法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刘俊海研究员。他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大，新型的消费方式在不断地产生，人们已从简单的生存型消费过渡到发展型、享受型，甚至是奢侈型的消费，文化、娱乐、美容、健身等消费支出占人们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然而在这个时候却出现了消法适用范围缩小的趋势，一些行业为了回避消法的监督，试图以“特殊”为名，把自己划在消法的调整范围之外，这是很不正常的，消法的适用范围应该随着消费领域的扩大而不断扩大，它应该可以调整所有消费领域中的行为。消法是一个基本法，它是调整经营者与非经营者之间关系的法律，其他的相关法律法规是对它的补充，因此不存在消法的规定不适用的问题。 3．“一年多来，电子商务的发展可谓风生水起，网络购物更是呈破竹之势。网购、团购成为消费者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也使得随之而来的电子商务投诉愈演愈烈。”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 “网购商品的价格虽然比实体店便宜，难道就意味着服务也要打折吗？”这是微博中消费者热议的话题之一。对消费者来说，希望购买商品时得到同样的服务。但面对日益壮大的网购行业，电商们却显得力不从心。 近日，京东商城与奢侈品牌施华洛世奇就因商品授权问题产生纠纷，其结果是直接导致部分消费者无法获得正常的服务。 施华洛世奇（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对外宣称：“公司目前为止也没有在中国地区内授权任何网站销售施华洛世奇的产品。”并表示，对于网上一切侵权或非法销售施华洛世奇产品的行为，会考虑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 面对线下品牌商的“发难”，京东商城强势回应，京东商城网站及旗下360top网站上所销售的奢侈品均来自正规渠道，供应商及品牌厂商均具备合法资质，商品手续完备并带有正规商业发票。 与此同时，施华洛世奇相关负责人宣布，施华洛世奇的中国产品保修只面向拥有产品保修卡和销售小票，并且是在实体店购买的产品。这意味着，在网上购买的施华洛世奇产品无法在实体店获得保修服务。而电商方面却丝毫不为所动。包括京东商城、淘宝在内的国内主流电商平台仍在打折销售施华洛世奇产品。 事实上，京东之所以有恃无恐，正是因为现行法规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网络销售的正牌产品遇到问题时，电子商务销售者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一方面奢侈品品牌在极力保持其高端的形象；另一方面电商却打破了其品牌原有的价格神话，持续打低价，占据了有利的价格优势。因此，奢侈品牌才与电子商务频频交火，而在双方互不退让的交锋中，通过网络平台购物的消费者，却成了被殃及的对象。 “最近几年，像京东一样B2C类型的商城，本身即是交易平台又是商品卖家，受到网购消费者投诉比较多。如果京东商城等电商企业出现假冒产品，消费者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但销售正品，却因与线下品牌商的矛盾而造成消费者权益损失，却很难在法律上找到依据。”阿拉木斯对记者说。 同时，电商与消费者在网络交易中地位不平等，导致电商诚信缺失的现象，也让消费者颇有微词。如何让自身权益得到电商的重视成了消费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委员赵占领看来，主要是因为商家的违法成本过低造成的。与商家所获得的利益相比，对消费者的赔偿根本无足轻重，起不到惩罚违规商家的作用。而多数消费者出于种种考虑，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并没有积极采取法律手段维权，间接导致电商违规的变本加厉。 “如果能增强网购违规打击力度，让消费者通过集体起诉获得相应赔偿，而且赔偿能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等手段得以保证，才能让电商意识到违反诚信原则的风险与成本在增加，单方面撤销订单等行为，不仅会导致经济损失，也会造成商家信誉度和口碑的下滑。”赵占领说。 北京市律师协会信息网络与电子商务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德成也对记者表示，要想解决电商企业在网购中诚信缺失的问题，不仅需要加强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建立相应的信用约束机制；更需要细化现有的法律法规，出台操作性强的行业规定，可以考虑将企业的信用评级与可享受到的政策优惠挂钩，让电商真实感受到缺失诚信带来的负担。 4．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维权成效不断显现。据全国各级消协组织最新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各级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60万件，同比下降8.9%，解决57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8亿元，同比上升19.1%。 但是，另外一个事实是：2011年一家网站调查显示，63.817%的接受调查者面对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选择了“默默忍受”，成为“沉默的羔羊”。 5月底的一个周末，夜幕降临之后，记者来到长春市人民大街上的一家电影院。买票入场后记者发现，影院内已是座无虚席。在电影放映的1个多小时里，影片数次被人为中断，插播进影院的新片放映广告。影院的这种做法引起观众的不满，一些人找到值班经理反映情况。然而，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观众们并没有向消费者协会或文化部门投诉，而是自认倒霉地气愤离去。 记者的朋友杜先生在长春市宽城区某科技城购买了一套电视连续剧《闯关东》DVD光盘。回到家中观看时，发现有两张光盘出现卡碟现象，无法观看。记者了解此事后让他去退掉光盘，杜先生却说：“百八十元钱的东西，犯不上过去费口舌，算了，我认倒霉了。”事后记者了解，杜先生购买光盘时，没有向商家索要发票。 高校的大学生是文化消费的主要人群之一，他们在文化消费中遇到侵权后为何不向消协投诉呢？日前，记者找到了
13，7，12，－10，44，（ ）。
A、34
B、52
C、77
D、－108
你是市政府工作人员，准备到基层去调研。你精心准备了此次调研，但在调研的过程中同事对你的方式不满意，并且言语上有所轻视。你该怎么办？
人类面临移植组织、器官短缺的实际困难。转基因动物的问世给人类带来福音。科学家们首选的利用转基因技术为人类提供异种器官移植供体的动物是（ ）。
A、猪
B、猴
C、狗
D、黑猩猩
在我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是（ ）。
A、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B、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
C、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D、我国的国体和政体
（十七） 【给定资料】 目前我国人口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的1.8‰左右，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双低”期，迈进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适龄人口巨大，人口总数还没有达到高峰，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专家预测，到21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对社会来说，这三大高峰的来临意味着，即使保持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并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缓解，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表示，虽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在未来基本上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但过快增长的人口，会打破人口、耕地和粮食之间的微妙平衡，加大粮食生产的压力。人口问题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始终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作为基本国策常抓不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曾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十一五”时期，中国将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以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由过去的政策性行为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计划生育工作也逐渐地改变了以往强制粗暴的工作作风，取而代之为优质服务型的工作新机制。现阶段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仍然是当前各级基层党政领导和计生干部需要抓好的头等大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70%以上，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群众生育意愿尚未根本转变，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缺乏有效手段，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诸多困难，人口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愈益突出，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其工作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熟悉农村工作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比较紧，人口出生率也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约束机制紧密相关。当时，各级政府都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容不得基层工作人员有丝毫的懈怠心理。为了完成计划生育工作，地方政府一方面从源头上着手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政策和好处，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实行了超严厉的惩罚措施，对违反政策生育的农民实施重罚，在有些地方已经达到使那些超生户常年在外流浪为生的地步。当时的计划生育措施虽然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存在，但是却对农民构成一定的威慑心理，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农村较低的生育水平。 如今，政府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规范，许多以前基层工作人员能够采取的强制性约束手段都受到了限制，被禁止使用。计划生育“七不准”等新规定的出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但也使计划生育刚性措施削弱，这就在客观上导致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缺乏严格明确的制约机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能够采取的多限于定期孕检以及事后的简单罚款约束，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可以说，这样的制约机制是脆弱的，特别是在以村庄为单位的熟人社会是缺乏制约力的。 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无男绝后等陈旧的婚育观念并没有根本转变，部分农民生育观念仍然落后。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一些村民的生育观念出现逆转，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观念甚至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都很有市场。调查数据表明，仍有70%～80%的群众希望生育两个及两个以上子女，希望生男孩的人数是希望生女孩的3.45倍。近年来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85:100，也就是每100个女性相对有122.85个男性，高于全国119.58的平均水平。而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至107之间。某农户为逃避计划生育管理,举家外流，并在墙上涂写“头可断，屋可扒，不生儿子不回家”，充分暴露了目前一些农民封建落后而且顽固的生育观念。安徽定远县农民王某1998年结婚后不久生了第一胎，是个男孩，按照规定不允许再生第二胎。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他觉得一个孩子不保险，又想要第二个孩子。他说：“我的孩子经常说他头疼，我担心他将来有问题，想再生一个保险。两三个孩子在农村也算能靠得住的家庭了。”于是一直在外打工的王某便把妻子也接出来，一边打工一边准备生孩子。2006年悄悄在外地生了“二胎”，如他们所盼又是一个儿子。用王某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算是不多不少，真正靠得住了。”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富民政策，加大了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而当前很多农村普惠政策，如征地补偿、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教育“两免一补”、改水改厕、沼气应用等都是按人头执行，这便出现了“多生子女多得益，少生不生子女吃亏”的客观现实，某超生农民算了这样一笔经济账，计划生育奖励到60岁才有，而生孩子不但马上可以拿到拆迁补偿，而且孩子长到16岁就可以打工挣钱，很划算；也有超生户计算，减免的教育费可作为交纳违法生育孩子的社会抚养费，减免的农业税可作为孩子的生活费，等于没有增加负担就多养了个孩子。而对比超生孩子的收益，现行的计划生育优待政策由于补贴标准和兑现率低，激励作用在下降。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也只有1000元左右。这样的利益导向结果是，“少生快富”变成“多生快富”。同时，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育欲望增长，传统生育观念再次主导部分人的思想，一些年轻人甘愿一时承担上万元的罚款也要多生、超生，使计生工作面临反弹的局面。 农村中近些年来出现生育观念的回归是农民在当前形势下“理性思维”逻辑的产物，因为农民缺乏对自己未来生活特别是老年生活的稳定的心理预期。长期以来，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处于极其落后的境地，在局部地区还是一片空白。农民的生活、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需求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制度设计的，基本上都是由农户承包的有限土地来承担。我国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存在，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有关调查情况表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比较，其“养儿防老”的保障水平在多数情况下，相对更低一些，生活水平降低。人们普遍反映，独生女家庭中一旦女儿出嫁，对父母的照顾就相当有限了，生活水平降低了。相反，如果家庭人多就力量大，保障功能自然实现得更充分。一些多子女家庭，能够共同承担“养儿防老”的任务；或采取老人到各个子女家轮流住；或采取子女凑钱共同负担老人生活费；还有分工负责的形式，即外出挣钱的子女出钱，老人身边的子女负责生活照料。调查统计显示，就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没有安全感”和“孩子太少，养老无保障”是对计划生育选择不满意的最主要的原因，这表明计划生育家庭对以后的养老问题最为关注。 客观地说，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农村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有效的配套措施来帮助解决这些独生户的后顾之忧。2005年辽宁省曾对5个地区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生活状况开展调查，有关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养老保险情况的一组数据是：在12671户家庭中，仅有2741户参加了养老保险，占21.6%，而且资金来源绝大多数为家庭自付。在整个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中，有99.3%由个人支付；仅余下0.7%还是由国家支付或个人和国家共同支付两部分组成，反映出政府部门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的投入是很小的。现在，虽然国家在一些地方，开始针对独生子女的农民实施每人600元/年的社保资金，但仍难以解决他们实际的生活困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比较效应。随着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开始走向社会，严格贯彻国家生育政策的部分农户的生活状况与周围的人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在贫穷落后的地方更是这样。这就对其他原本就是被动接受计划生育的村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觉得国家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自己将来还是要靠子女生活，与其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放在政府那里不如放在自己的子女那里更有保证、更实在。同时，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农民手中可支配财富的增加，单纯的事后罚款对于相对富裕的农民来说最多是暂时生活过得紧张一点。为了老有所养，超生给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压力是可以承受的，也是值得的。这就促使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再次抬头，并开始发挥作用。而一旦有人树立“榜样”，就有可能逐渐演变为整个社区村民共享的生育价值观，这就给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造成巨大的潜在压力。 但如果仅仅只是农民自身的原因，后果并不可怕。问题是基层乡镇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在基于自身理性选择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缺乏有效约束力的“寻租行为”。一些从事计划生育的人员乃至一些乡镇领导，为了自己小集体的经济利益，公开或半公开地向一些想生二胎的计划生育户明码标价，只要交点钱就可以生二胎。甚至有些计划生育干部竞动员辖区内的村长去主动寻找想交钱生二胎的农户。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也乐得不去过多地干涉农民超生的事情，明明知道村民中存在非法生育的现象也不去制止，只是在事后向当事人收取几千甚至上万元的罚款。更何况在村落社区中，村民相互之间的社会关联度是比较高的，基层干部与村民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非不得已，基层干部也不会刻意去为难“乡里乡亲”的村民，这就促成了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 刘支喜是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某村的计生村长，凡是村里的已婚女性，都要在他的安排下定期接受检查。200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村民王某怀揣一万元钱找到了刘支喜的家中，跪地要求刘支喜放他未出生的“儿子”一条生路，面对金钱的诱惑，想想村里很多人都在县城买了房，而自己还住在普通平房里，刘支喜犹豫了片刻便收下了钱。先例一开，越来越多想生儿子的村民找到了门路，只要到刘支喜那交上8000元到1万元便可以“平安超生”。2000年到2006年刘支喜在这条“发财路
（七） 【给定资料】 1．2011年“两会”是为“十二五规划”献计献策的“两会”，网友对“十二五规划”有何期待？调查显示，“收入分配”成为最大的期待，72.2%的受访者希望“十二五规划”更注重这个问题。同样在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网开展了“你最关心的话题”网络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分配不公问题在18个选题中位居第一。两会期间，分配不公问题也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的一大热点，成为议案提案涉及最多的问题之一。这从某种程度说明，分配不公问题已引起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广大群众对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缓解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充满期待。 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解决好分配不公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行业之间看，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事实上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而为国民经济作出突出贡献的一般竞争性行业职工的收入却存在偏低的现象；从城乡之间看，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从区域之间看，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从不同群体之间看，高收入阶层财富增长较快，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 2．对于当前存在的分配不公现象，社会十分关注。这其中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分配不公看起来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实际上，有些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另外，由于自然、历史等客观条件形成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有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原因。我国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还没建立起来，而有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则仍然存在，体制的不健全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公平。也有相关政策不完善的原因，因为分配问题并不单单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受到很多方面政策的制约。比如，受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的限制，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还有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的原因。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以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对分配的调节功能有限，分配的调节和监管不够有效。 3．浙江省社科院的杨建华教授每年在阳光财富观论坛上发布一份有质量的调查报告。2010年的浙江省首份财富观调查报告，让人觉得有点“辣”。2011年，杨建华带来的是《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问题调查报告》，同样让台下的观众若有所思。 报告显示，浙江省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1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7175元高出7536元，是继2000年以后连续第九年居全国各省区中第一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007元，连续25年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但这些高平均数是否能代表区域内大部分群众的真正收入水平，“被高平均”部分有多大？收入差距背后的形成机制是什么？杨建华教授带头做的这份调查报告，就试图解答这些提问。该调查是在今年上半年启动的，面向浙江全省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共发放1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152份。 报告中的关键数字令人深思：20%高收入组的个人年收入均值是20%低收入组的17倍；20%低收入组占有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5%，而20%高收入组占有的收入达到了总收入的58.7%，七成以上调查者收入在平均线以下，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逐渐明显。 据《青年时报》报道，杭州一户普通的三口之家，妻子张桦就职于自来水公司，丈夫是生物制药公司职员。两口子每月工资收入7500元，仍觉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小家庭看起来和美，但其实很脆弱。万一夫妻俩中有人生病，这个家就岌岌可危了。 “十一五”以来，杭州的GDP高速增长，为什么像张桦这样杭州市民中的典型中等收入者，似乎并没有分享到增长的好处呢？ 专家说，张桦一家的境况，跟社会分配有关系。问题的症结在于，目前杭州的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和企业拿得太多，普通民众拿得太少；而杨建华教授所说的现象，也跟收入分配有关，因为保障性福利是社会的第二次分配。 还有，大量的财富被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牢牢把握住。据统计，“十一五”期间，杭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006年的670元提高到了2010年的1100元，增幅为64.2%：而2005年到2009年的人均GDP增幅却达到了100.3%，两者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国有企业掌握了太多资源，但目前只上缴40%的利润。这很容易加大收入差距，非常不利于再分配。”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叶航强调。 多年来，企业也一直没有建立起工资增长机制。“现在很多企业加不加工资，都是老板说了算。”杭州市发改委规划处处长吴九奇坦言。 国内不合理的税制也是造成老百姓收入变相减少的原因之一。目前，国内向企业收取的是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种税存在很大的弊端。不仅逃税空间大，而且只要商家提高物价，很容易就能把税收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收入的漏洞拉大了不公平，让消费者收入变相减少了。所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越来越高，老百姓负担越来越大。”叶航感叹。 4．新时期以来，很多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下，率先富了起来。对他们的合法收入依法予以保护，同时进行必要的调节，这是促进分配公平、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税征收力度。将高收入的重要来源——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纳入个税征管对象。这是通过税收手段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重要举措，对于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将产生积极意义。应该说，“调高”不是简单的“抽肥补瘦”、“劫富济贫”。更不是“均贫富”，而是要通过税收等手段，使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财富交给国家，用于二次分配。当前，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和政策，加大调节力度，既充分保护人们劳动创业的积极性、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又有效缓解收入差距过大趋势。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领域，引入竞争。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和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问题】 请围绕“给定资料”的主旨，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字数在1000～1200字的文章。
（七） 【给定资料】 1．2011年“两会”是为“十二五规划”献计献策的“两会”，网友对“十二五规划”有何期待？调查显示，“收入分配”成为最大的期待，72.2%的受访者希望“十二五规划”更注重这个问题。同样在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网开展了“你最关心的话题”网络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分配不公问题在18个选题中位居第一。两会期间，分配不公问题也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的一大热点，成为议案提案涉及最多的问题之一。这从某种程度说明，分配不公问题已引起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广大群众对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缓解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充满期待。 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解决好分配不公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行业之间看，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事实上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而为国民经济作出突出贡献的一般竞争性行业职工的收入却存在偏低的现象；从城乡之间看，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从区域之间看，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从不同群体之间看，高收入阶层财富增长较快，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 2．对于当前存在的分配不公现象，社会十分关注。这其中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分配不公看起来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实际上，有些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另外，由于自然、历史等客观条件形成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有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原因。我国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还没建立起来，而有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则仍然存在，体制的不健全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公平。也有相关政策不完善的原因，因为分配问题并不单单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受到很多方面政策的制约。比如，受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的限制，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还有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的原因。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以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对分配的调节功能有限，分配的调节和监管不够有效。 3．浙江省社科院的杨建华教授每年在阳光财富观论坛上发布一份有质量的调查报告。2010年的浙江省首份财富观调查报告，让人觉得有点“辣”。2011年，杨建华带来的是《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问题调查报告》，同样让台下的观众若有所思。 报告显示，浙江省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1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7175元高出7536元，是继2000年以后连续第九年居全国各省区中第一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007元，连续25年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但这些高平均数是否能代表区域内大部分群众的真正收入水平，“被高平均”部分有多大？收入差距背后的形成机制是什么？杨建华教授带头做的这份调查报告，就试图解答这些提问。该调查是在今年上半年启动的，面向浙江全省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共发放1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152份。 报告中的关键数字令人深思：20%高收入组的个人年收入均值是20%低收入组的17倍；20%低收入组占有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5%，而20%高收入组占有的收入达到了总收入的58.7%，七成以上调查者收入在平均线以下，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逐渐明显。 据《青年时报》报道，杭州一户普通的三口之家，妻子张桦就职于自来水公司，丈夫是生物制药公司职员。两口子每月工资收入7500元，仍觉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小家庭看起来和美，但其实很脆弱。万一夫妻俩中有人生病,这个家就岌岌可危了。 “十一五”以来，杭州的GDP高速增长，为什么像张桦这样杭州市民中的典型中等收入者，似乎并没有分享到增长的好处呢？ 专家说，张桦一家的境况，跟社会分配有关系。问题的症结在于，目前杭州的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和企业拿得太多，普通民众拿得太少；而杨建华教授所说的现象，也跟收入分配有关，因为保障性福利是社会的第二次分配。 还有，大量的财富被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牢牢把握住。据统计，“十一五”期间，杭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006年的670元提高到了2010年的1100元，增幅为64.2%：而2005年到2009年的人均GDP增幅却达到了100.3%，两者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国有企业掌握了太多资源，但目前只上缴40%的利润。这很容易加大收入差距，非常不利于再分配。”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叶航强调。 多年来，企业也一直没有建立起工资增长机制。“现在很多企业加不加工资,都是老板说了算。”杭州市发改委规划处处长吴九奇坦言。 国内不合理的税制也是造成老百姓收入变相减少的原因之一。目前，国内向企业收取的是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种税存在很大的弊端。不仅逃税空间大，而且只要商家提高物价，很容易就能把税收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收入的漏洞拉大了不公平，让消费者收入变相减少了。所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越来越高，老百姓负担越来越大。”叶航感叹。 4．新时期以来，很多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下，率先富了起来。对他们的合法收入依法予以保护，同时进行必要的调节，这是促进分配公平、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税征收力度。将高收入的重要来源——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纳入个税征管对象。这是通过税收手段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重要举措，对于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将产生积极意义。应该说，“调高”不是简单的“抽肥补瘦”、“劫富济贫”。更不是“均贫富”，而是要通过税收等手段，使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财富交给国家，用于二次分配。当前，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和政策，加大调节力度，既充分保护人们劳动创业的积极性、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又有效缓解收入差距过大趋势。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领域，引入竞争。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和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问题】 请围绕“给定资料”的主旨，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字数在1000～1200字的文章。
税务机关在风险管理过程中最主要的手段是（）
A、风险提醒
B、纳税评估
C、反避税调查
D、税务稽查
(五)给定资料6中提到了老子关于“有”和“无”的观点。请你围绕给定资料反映的城市建设理念中的问题，联系实际，以“试谈‘有’与‘无’”为题写一篇文章。(40分)要求：（1）自选角度，见解深刻;（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4）总字数1000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