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 【给定资料】 1．眼下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我们多半会被这样的户外广告包围着：“奢华”、“豪宅典范”、“上流人家”、“皇家”、“至尊”、“国际高尚住宅”等；打开报纸网站，一些充满诱惑力的广告语铺天盖地：“尊崇”、“正统龙脉”、“稀有尊贵生活”、“品位，源自尊贵血统”，伴随着香车美女的巨幅彩照，张扬着奢华与富贵。 近年来，奢侈品消费火爆，据《商业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9～2010）》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为27.5%，并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该蓝皮书预测说，未来5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将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首位。有媒体称，就推动奢侈品业增长而言，中国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领头羊。 环球退税公司（GlobalRefund）2010年1月21日发布数据称：据法国海关退税统计，2009年中国前来法国的游客购物总额增长率达47%，共在法国消费了1.58亿欧元，占法国当年退税购物贸易额60%，成为来法旅游的外国游客中消费最多的大客户。在法国购物退税的外国人中，中国人占据了13%，超过日本人（10%）、俄罗斯人（9%）和美国人（7%）。中国游客的主要消费集中在时装，人均消费额为1071欧元，且这一趋势呈上升态势：从2007年的39%、2008年的23.3%，一直到2009年的47%，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消费能力确实在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国家的确发展了，人民的生活的确也有了巨大的改善。但也不得不承认，一部分国人在富了之后的奢侈消费、炫耀性消费，令人咋舌、让人惶惑。眼下，热衷“住大房、开大车、吃大餐”的人不在少数；出国游，一掷千金狂购奢侈品的也是大有人在。某大款的儿子结婚时，包下一整座豪华酒楼，一连喜庆数日，婚礼耗资数百万；有的富人花数万元高价买宠物，声称不要国产的、只要进口的，觉得牵一条名贵犬或者外国犬去遛，狗有身份，主人才风光；更有甚者，有的富人点一道菜就是数万元，甚至十多万元，不管肚子能否装得下，也不管最后浪费多少，只要能出风头，只要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只要能“镇”住与他比阔的人，就觉得有面子。 2011年4月19日，上海国际车展媒体日拉开帷幕，75款首发车与千辆展车亮相新国际博览中心。此次上海车展上某款车竟要价4700多万元，但令人惊奇的是，越是天价豪车，越有人捷足先登。这款昂贵的超级跑车还未展出，就被人“先下手为强”订下。在豪车馆N5馆里，这辆身价最高的超级跑车停放在展位的最里面，要接近它，至少要经过两道围栏。这款在全球只发售77辆的豪华超级跑车，中国地区的配额只有5辆，而这些限量车已被全部预订掉了。 波士顿咨询事务所BCG发表预测，认为中国将在5至7年内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档奢侈品消费市场。该事务所调查分析认为中国人“渴望”购买高档奢侈品，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有了购买奢侈品的能力。这种愿望在中国25至35岁年龄层的人群中特别明显。在全球消费者都越来越注重“可持续消费方式”的时代，中国富人成为奢侈品“最后的堡垒”：中国富人对奢侈品、甚至对一些品质并不那么“高档”的商品，存在一种盲目的追逐心理。国际消费心理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富人消费方式具有“冒险性”和“冲动性”，特别容易成为高档奢侈品的“俘虏”。近年来全球高档奢侈品商都将未来几年赚大钱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2．最近人民网一则报道称：《重庆时报》转载的一篇题为《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至15倍，已跃居世界首位》的新闻，引发公众广泛关注。有专家表示，“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收入差距达15倍”是源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扩大趋势。但近些年来，由于西部地区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依然很大。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金融资产出现了越来越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城市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额，分别占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64.4%和88.1%。而户均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额，分别仅占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1.3%和0.3%。 3．长期以来，“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是国人的向往之地，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把工作生活在一线城市作为自己的首选，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2010年5月，在北京打拼了5年的吴女士到武汉买了一套房，并辞职前往武汉装修新房，举家“转战中部”。吴女士说：她结婚3年，到了买房生子的时候，他们这几年攒下了50万元，加上双方父母在其结婚时赞助的20万元，这笔钱在北京刚够三环附近一居室、四环附近小两居室的首付。上下班交通又非常拥挤，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入托、入学势必困难。相比之下，武汉房价还不太高，70万元能在武昌的繁华区域“光谷”买到不错的两居室。 2006年，学习土木工程的小刘刚从郑州工业大学毕业后，径直扑到广州“闯荡”。“当时就想到大城市干大事业，仿佛只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机遇和平台。”但不久激情便消磨殆尽。他说：“我不排斥艰苦创业，但在广州发展和生活，熬出头的希望太小，付出与回报太不成正比了。”2010年，他下定决心，离开了打拼4年多的广州，在郑州找到了一份建筑公司设计员的工作，起薪每月4000元。这个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在中部地区，但是近几年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投入很大，大的建设项目也很多，因此，在这里发展，前景不比广州差。 “蚁族”是青年学者廉思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代表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但又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年轻人。他们和蚂蚁有诸多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北京、上海、广州的城乡结合部都聚集着这样的人群，总数上百万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社会资源长期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这样的年轻人怀揣知识来到一线城市寻梦，但近年来，由于一线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一路飙升，而且竞争激烈，他们经常处于窘迫、焦虑与不安之中。 4．广西新闻网有则令人震撼、心酸的报道：19个孩子在危房中上课四年，坐在棺材上写作业。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九渡乡九天小学加伦教学点，位于大山深处，徒步出山往返一趟至少需要4小时。2007年3月份以前，该教学点曾有一个设施比较完备的校舍，但作为危房已被拆除，而新校舍迟迟未能建起来。九天小学只好以每学期100元的价钱，租用了村民一间四面透风，已经严重倾斜，随时可能坍塌的竹楼。一名老师带着3个班共19个孩子，一教就是4年。由于地上的木板年久失修，稍一用力踩踏，腐朽的木板就会断裂，卡伤孩子的脚。当地村民称，曾经有个孩子从教室内坠落羊圈，所幸未受重伤。教学点没有配备课桌椅，前来就读的学生需要自己从家里带来桌椅。因此，教室内的课桌椅也是千奇百怪、形状各异。房东家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儿子、媳妇为其打造了一口棺材。为了解决没有课桌椅的问题，房东索性把老母亲的棺材也贡献出来，暂时给孩子们当板凳用。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受经济、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等方面制约，发展相对滞后，贫困人口数量众多。1978年，我国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到2010年底，我国的贫困人口降至2688万人。 近期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国际标准一般在日均1.5～2美元。根据目前的汇率，这个比2009年提高了92%的标准，相当于日均1美元。按照2300元的新标准，农村贫困人数将增加约1亿人。 5．《庄子·至乐》中说：“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天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炫富”现象。中国媒体时常出现这样的报道：有人花600万元买一块宝珀表，还有人用1000万元买一辆宾利豪华敞篷车。一名中国的年轻女性派了30辆奔驰车去机场接她的一只宠物狗。她用400万元买了这只狗，并且表示也会花大价钱来养它，每天至少给她的狗喂10瓶矿泉水，让狗住在温度不超过17摄氏度的空调房间里，吃的食物主要是鸡肉和牛骨汤。这一事件再次激起了公众对于中国一个新兴阶层的愤怒。这批人大都二十多岁，他们被认为没有付出什么劳动，就通过继承获得了大量财富，被称为中国的“富二代”。他们从小就是“小皇帝”，靠父母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赚到的大把的钱过着奢侈的生活。比如，那名用豪华车队接宠物狗的女子就对媒体说：“金子有价，这只藏獒可是无价的。”“这种荒谬的行为就是为了吸引注意力。这是一种对财富的炫耀。”有位社会评论家指出：“这种对财富的过分和不健康的炫耀会导致穷人的不快，甚至仇恨。”时下的一个新词“愤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于这一阶层粗俗的炫富行为的态度。 “炫富”现象还会扭曲人们的成功观。有位名人就曾公开宣称：“有的人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靠花言巧语，你可以蒙一个人，那如果把全世界都蒙了，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6．有些专家提出“社会性焦虑”的概念，“社会性焦虑”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浮躁，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一些共性。比方说，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缺乏保障，而富有者则
（四十四） 【给定资料】 1．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农民工有近两亿，其中早期来到城市打工的一批人已近老年，他们的养老问题，成了很多农民工的“烦心事”。 目前，绝大部分企业都没有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在浙江打工的阜阳市颍州区大许村的许文超对记者说：“我们在外打工只有能按时拿到钱才是最现实的，什么合同啊、养老啊我们也想，可人家不给你办。”安徽省劳动保障厅劳动监察处处长汪杰说，目前多数企业主在使用农民工时都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更别说为农民工买养老保险了。 按照现行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连续缴费15年以上才能享受。但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很难保证参保的连续性，这造成农民工难以享受到城市的养老保障。在北京务工的张亨和说，他“现在最头疼的是养老保险”，因为农民工很难在一个城市工作15年，如果在一个地方缴纳了养老保险，到下一个城市打工时，由个人缴纳的养老金账户可以随人流动，而由单位缴纳的养老金基本账户是不能转移的，这对农民工和企业来说，都不划算。 张亨和去年为其建筑队的1000多名职工缴纳了30多万元的养老金，可是一旦他和建筑队到另外一个城市打工，这30多万元就打了“水漂”。他认为，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需求，不太合理，应当改革。 许文超说，现在农村人多地少，人均顶多一两亩地，即使是壮劳力完全靠土地也难养活自己，更何况老人呢。而对于靠子女，不少农民工也显得信心不足。 不少农民工告诉记者，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农村家庭的子女也较以往大大减少，这些年轻人成家立业后往往要赡养三四个老人，再加上自己抚养子女，负担也很重，所以靠子女养老也很困难。 在不少农民工看来，趁着“干得动”多攒钱才是解决养老的现实办法。在南京种菜的安徽怀远县村民李琴说：“没钱靠什么养老？即使将来有保险，没有钞票也入不了。”不过，她对靠积蓄养老也不无担忧，“靠打工能攒下几个钱？要是有个大病小灾，这点钱也就搭进去了！” 李琴认为，对于她们这样因为打工而举家过着“人户分离”生活的农民工家庭，无论是户口所在地还是打工所在地推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都很难使她们顺利地获益，“钱还是自己留着花，心里才踏实”。“有交保险的钱自己存起来养老不一样吗？”她表示，要为一份不了解、没看过它究竟有什么好处的保险而把手中的现钱交上去，她“不能接受”。 和李琴同样不相信养老保险政策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在南京打工的安徽省来安县相官镇高明村村民张阵鸿说，对农民工来说，看不到现行的养老保险有什么好处，而农村其他的养老院、敬老院等社会养老场所也很落后，因此，他们“普遍感到靠不住。”他认为，农民工养老意识淡漠和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是造成农民工普遍不相信社会化养老模式的主要原因。另外，农村关于养老保险知识宣传少，覆盖面窄，也是造成农民工普遍不信任的原因。 来安县相官镇劳动服务站站长孙世厚说，由于缺乏养老保障，一些“老无所养”的农民工不愿意回到农村，而是滞留在城市乞讨、流浪，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稳定也危害了社会的和谐。孙世厚认为，在农民工的意识里将自己的养老与儿女绑在了一起，而不会想到依赖政府和社会寻求养老保障。“但农民不会想并不代表政府部门就可以不管，反而更应该为他们做好养老打算。否则，这些在青壮年时期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将不可避免地在老年时期成为社会最贫穷的群体。” 2．一个老旧的小院，七八位老人在晒太阳，还有些老人在房里聊天，陪伴他们的是属于自己的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小衣柜。这是很多乡村敬老院里的典型场景。老人们依靠子女每月交的“托老费”在这里养老，排遣寂寞的方式不多，只能看电视、聊天、打牌。虽然没有亲情，但让老人们知足的是，吃穿不愁，生病时还能有人照顾。 据民政部统计，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去年底已达到1.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5%，其中大约60%以上的老年人口在农村，农村养老需求强烈而迫切。 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是我国农村现行的主要养老模式。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这两种养老模式都受到了挑战。 养儿防老，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家庭养老实际上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家庭关系是否和睦、子女是否具备供养能力等。若是子女无心赡养或无力赡养，都有可能造成老年人晚景凄凉。近年来，农村家庭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这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难题之外，还要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等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敬老院制度”。虽然近年来国家对五保供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集中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不小的改善，但目前分散供养对象的供养经费主要由县、乡、村承担，保障标准低、资金缺口大、地方财政兜底难等仍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而且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只有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人，才能享受五保供养，这使得那些子女不愿尽赡养义务、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处境愈发困窘。 乡镇敬老院正日益成为部分农村老人向往的最后归宿。但是，据民政部统计，全国有养老床位2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相当于中国每1000名老人才有15个养老床位。养老机构数量不足，服务设施较差等原因，会让部分农村老人入住敬老院的向往也成为“奢望”。如何以普惠方式让所有农村老人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成为各方关注热点。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抓紧制定指导性意见，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009年8月，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正式开始。按照新农保时间表，2009年，新农保在全国10%左右的县（市、区）开展试点，2010年覆盖全国23%的县（市、区），到2020年将实现“新农保”全覆盖。 “新农保”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其中中央财政将对地方进行补助，且会直接补贴到农民头上。在支付结构上，新农保分为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前者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这意味着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目前是每人每月55元。我国农村60周岁以上的老年居民已超过1亿，按现在的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即每人每月55元，如果2020年实现全国覆盖，国家财政每年将支付近700亿元资金。农村养老是亿万农民自身面临的现实需求，已成一个社会焦点问题，也是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尚没有一种单一的养老方式能全部解决包括物质提供、精神慰藉、日常护理等内容的养老需求。加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农村经济相对落后，这也决定了家庭居家养老仍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作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因此，专家认为，养老制度设计不能脱离这个实际，应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以实现农村养老的全面覆盖、标准多层次、模式多元化为目标，建立起人性化、制度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体系。 专家建议，在养老事业上，政府、社会、社区、家庭都应真正重视起来，释放更多的人情温暖。公共财政应增加对农民养老保障的投入，加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农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把符合条件的老人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同时要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落实。整个社会要营造尊老爱老的氛围，农村社区要为留守老人提供生活服务，子女也要切实尽到赡养义务。 事实上，实现“老有所养”还有很重要的配套内容，就是“病有所医”。农民老了最怕得病。要解决农民养老问题，还必须加强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农民的医疗保险尤其是重大疾病保险。专家提出，政府可以通过适当加大大病统筹的比例、提高专门针对大病的统筹补贴、加大重大疾病的报销比例等举措，让农村的老年人能看得起病，真正拥有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 3．“F县敬老院的老人精神普遍好，大家可以看到个个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该县敬老院建设规模大、档次高、环境美、服务好，管理规范。毫不夸张地说，F县敬老院已成为我市一道亮丽风景线。”日前，市长周以忠在F县召开的全市农村敬老院经验交流会上如是说。 大胆探索创新。F县大部分敬老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长期实施“一乡一院”的敬老养老模式，敬老院面积小，房屋破旧，同时敬老院的服务员多是乡镇干部兼任，吃财政，服务好坏一个样，造成服务水平低下。为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2006年，该县民政局局长李新军带领工作人员对各乡镇敬老院进行走访、调查，提出建设中心敬老院的初步方案。该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政策都给予倾斜。目前，该县已建成八里湾和城关两所中心敬老院，杜良中心敬老院即将竣工并将于2008年7月份投入使用，范村中心敬老院正在筹建之中。建成后的中心敬老院由县民政局统一管理.达到了行政管理和业务指导相统一，有效地解决了管理“断层”问题。 注重建管并举。该县把敬老院建设和管理作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来抓，确保敬老院建设水平10年不落后。目前，该县16所敬老院中，省级敬老院5所，市级敬老院7所。为多方筹措资金，该县以县、乡政府投入为主，辅之以上级部门资助和社会力量捐助。2008年年初，县政府在县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挤出130万元作为改扩建敬老院的启动资金。该县成立了中心敬老院管理办公室，下设服务站。为让老人在幽雅的环境中欢度晚年，各敬老院实施管理规范化、医疗专业化、服务人性化，健全完善了生活护理、卫生保健、膳食营养、安全防护等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对敬老院的每一位老人建立了个人健康档案，设置医疗室、医药柜，配备专业的医护人员，为老人定期例行体检，特别对患有慢性病的老人重点看护，使老人小病不出院，大病早预防、早发现。 完善服务功能。该县十分重视丰富提高老人的精神生活，经常开展一些适宜老人的健身比赛、联欢会，既增强老人体质、提高免疫力，又活跃文化生活。与此同时，强化了“两个服务”。一是该县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和一些中
（四十一） 【给定资料】 1．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3月23日报道：2月1日瑞典电视台TV-4《冷酷的事实》播放的“活拔绒”电视节目有这样的画面：一个人顺手抓起一只鹅，从其脖子处开始往下拔毛，拔下的羽绒在阳光中飞舞，鹅的凄惨叫声令人心里直犯怵……突然，镜头切换至消费者身上暖烘烘的羽绒服，家里暖和舒适的羽绒被、睡袋等寝具用品。节目称，90%的受访供应商承认生产或销售活拔绒产品，并推测羽绒制品中“50%～80%的羽绒来自活拔”。该节目公布了34家“承认”生产或销售活拔绒的企业名单，有16家是中国企业。这家电视台还预告，将播出关于中国活拔绒的节目。 这期节目在当地掀起阵阵波澜，一些消费者则因活拔绒存在虐待动物的可能，开始抵制羽绒制品；瑞典部分商场售出的羽绒制品被要求退货；全球最大的家具家居用品商宜家公司对外宣布，近期从宜家全球连锁店中购买了羽绒制品的顾客均可退货；众多国际采购商和经营商都纷纷表示，要重新考虑未来的采购计划。 瑞典市场不期而遇的“寒流”让正在当地进行商务考察的四川广汉大群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吕朝霞一头雾水：以前钟爱“中国制造”的欧洲消费者怎么“变了脸”？与此同时，上海东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紧急向中国羽绒工业协会报告说，瑞典TV-4关于“活拔绒”的报道已经产生连锁反应，行业内部分企业发往欧盟的羽绒制品被通知退货。 2．中国占国际羽绒市场70%的份额，其他30%为法国、匈牙利、波兰等国家。根据海关统计，2008年中国1322家羽绒企业对欧洲出口羽绒羽毛及其制品，共合7.2亿美元，占中国羽绒行业出口金额的37%。2008年中国羽绒企业出口瑞典产品价值2200万美元，包含所有羽毛及羽绒制品。在国际金融危机和近年来暖冬的不利因素影响下，中国羽绒行业近况不佳：原毛、寝具与服装出口量分别下降4.3%、6.6%和9.2%。美国曾是中国羽绒及制品最大的进口国，而近来的进口额下降22%，仅羽绒服就减少进口464万件。中国国内的羽绒原料价格也跌至历史最低点，不及往年的1/3，羽绒企业库存陡增。 3．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姚小蔓接到报告后表示：“再也不能让我们的行业受到新损害。”瑞典电视台报道涉及的16家羽绒企业中有13家是中国羽绒工业协会会员单位。协会秘书处挨家逐户打电话：“你们企业生产不生产活拔绒产品？”对方回答说：“不。”“销售不销售活拔绒？”“不。”“有没有向瑞典等国出售过活拔绒及其制品？”“没有。”紧接着，“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挂在了中国羽绒信息网。2月6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致函瑞典电视台，并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寻求帮助。在给瑞典电视台的信中，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写道：“对于《冷酷的事实》的播放初衷我们充分理解，但我们有必要向你们及广大消费者阐明事实的真相”。据调查结果显示，被报道的中国羽绒工业协会13家会员单位近年均未向瑞典等国出口活拔绒及其制品。此外，由于活拔绒价格较普通绒高，如果不是客户要求，中国企业是不会主动销售活拔绒及其制品的。 可是两天之后，瑞典这家电视台还是播出了关于中国活拔绒的节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就此报道致函中国羽绒工业协会。2月9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内主要媒体以及瑞典TV-4驻北京记者参加。次日，瑞典这家电视台播放了对中国羽绒行业真实情况的报道。 4．羽绒是“弃之为废，聚之为宝”。作为羽绒制品的填充料——羽绒原料，主要是指水禽中鸭和鹅身上的羽毛，是食品工业的副产品。中国鸭绒产量占羽绒总产量的90%，鹅绒产量只占10%。主要因为中国人喜欢吃鸭，且鸭的生长周期短，产量大，一般40天左右就可以屠宰，鸭绒价格相对鹅绒低廉，因此不存在活拔。在个别适合活拔的鹅种中（不是所有种类的鹅都适合活拔），仅有1%～3%的鹅有可能存在活拔的现象。活拔绒的价格大约是普通鹅绒的1.5倍，主要制作销往日本市场的高档羽绒寝具。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高级工程师王敦洲12岁开始从事羽绒行业，至今已有65年时间，亲自参与起草、制作羽绒及其制品的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王敦洲在3月12日举行的全国行业大会上说：“‘活拔绒’不是中国首创，但中国羽绒企业因此次‘活拔绒’报道深受其害。” 目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活拔绒现象比较普遍，由于活拔绒水洗耗水量与洗涤助剂均减少一半左右，所以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活拔绒”其实在经济上是不合适的。以六安地区的皖西白鹅品种为例，一只鹅可活拔绒两三次，拔一次绒有11～13元的收入，最后宰杀大约能卖18元钱，前后拔绒与屠宰的经济收入40元左右。但没有进行过活拔取绒的鹅，宰杀后其绒羽丝长、蓬松度高，品质好，价格高，一只鹅的经济收入在30多元。若不小心把鹅的皮肤拔破、损伤或感染病菌的话，还要给鹅注射抗生素与喂食精饲料，除去这些附加成本，活拔绒是得不偿失的。 瑞典电视台TV-4最先报道的是匈牙利的“活拔羽绒”，并公布了16家生产“活拔羽绒”的中国企业名单。据欧洲羽绒协会和国际羽绒羽毛检测实验室提供的资料，瑞典电视TV-4关于“活拔羽绒”的节目中存在错误。2月3日，匈牙利驻瑞典大使做客这家电视台KallaFakta节目时，对此报道作出了解释和回应。王敦洲高工反复观看节目画面后表示，这完全是一种炒作，不光拔绒的姿势与技艺不对，而且哪有把鹅拔光成“铁公鸡”的做法？ 安徽鸿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羽绒销售部经理何荆桥、安徽三祥羽毛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应武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活拔绒现象在当地早已不存在了。作为羽绒企业，他们不清楚瑞典电视台播放“活拔绒”节目的目的是什么。电视节目中公布的另一个企业——浙江三弘集团已就“活拔绒”的报道向瑞典电视台提交了律师函，希望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清白。 中国羽绒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羽绒原料价格一落千丈的低谷期，瑞典电视台的“活拔绒”报道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欧洲羽绒及羽毛协会主席Heddderich女士透露，瑞典电视台TV-4播放“活拔绒”节目后，协会就接到了180多封信件，大家关心的问题包括：一是寝具用品用什么作填充材料，二是屠宰工业副产品有什么特点，三是他们饲养家禽为了什么。 5．据介绍，欧洲关于家养鹅的法律自1999年12月22日正式实施。该法律对家养鹅（包括家养雁属、家养野生鸿雁属及其杂交种）的生物特性、饲养人和监督办法、鹅舍、鹅舍建筑和其他、屠宰等方面作出了严格的规定。“禁止任何会或者可能会给鹅带来痛苦的饲养方式或者饲养计划”，“不允许从活禽身上拔取羽绒、羽毛”。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向农业部、林业局咨询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后被告知，我国有一整套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但保护家禽方面的尚未出台。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只有尊重欧洲等国家或地区保护动物的法律与消费者需求，反对虐待动物的行为，才不至于失掉市场。” 6．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羽毛羽绒制品分会秘书长李玉香说，这种国际贸易中的突发事件应引起企业关注，瑞典这家电视台去年报道“活拔羊绒”，今年报道“活拔鹅绒”，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秘书长说，瑞典电视台TV-4去年报道“活拔羊绒”节目，就导致整个欧洲市场羊绒销量下降30%左右。 表面上看是动物保护主义的举措，但有一个动向颇为引人注目。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商处提供的消息，瑞典电视台2月8日播放中国羽绒企业“活拔绒”的报道后，欧洲兽医联合会要求欧盟委员会作出决定，要求进口自欧盟以外的动物产品，须遵循与欧盟相同的规则，比如基本的动物保护规则等。其中瑞典的一名兽医称，这一提议得到批准的话就意味着欧盟将谢绝部分不符合要求的动物类产品。 据悉，欧盟委员会不久前在会议中讨论如何将动物保护纳入贸易规则中的问题。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这一旦成为现实，欧盟市场就有权拒绝来自中国羽绒企业的羽绒及其制品，并不是危言耸听。”日本市场也在关注“活拔绒”事件的进展，至于是否会树起类似的“旗帜”现在无法断定。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河北雪驰集团有限公司的薛万涛建议，国内行业协会与企业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欧洲消费者，还原事实真相，有利于中国企业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江苏开元畜产嘉友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倪荷英深有感触。去年，该公司出口美国一款服装是狗毛衣领。每批货物出港前都必须具备防疫、商检部门出具的来源于非疫区、不是非人道宰杀的报告，一道道环节下来把企业折腾得精疲力竭。其中有一批服装为了等这两个报告，足足在港口“趴”了一周才出海。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显性与隐性的成本。“国际动物保护主义可以上升成为一道贸易保护壁垒。”倪经理说，企业后来用化纤的仿真毛代替狗毛衣领。但对方要求必须提供一个小标志告知消费者。别看一个小标志几分钱成本，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本身利润空间狭小，不希望再增加什么成本。“现在一些订单都是毫厘必争”。 7．3月23日搜狐博客载文说，“尽管‘活拔绒’事件带有明显的炒作嫌疑，从而凸显出国际动物保护主义可能上升成为一道贸易保护壁垒的现实，但是无风不起浪，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国羽绒企业中尚存在‘活拔绒’现象，中国羽绒信息网发出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就是一个侧面的证明。”“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秘书处那种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调查结论，自然不能服众，更别说得到瑞典电视台的认可。我们要做的不是矢口否认，而是据实陈情，据理力争，尽可能减小负面影响和损失。”“‘活拔绒’事件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带有刻意炒作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本源是动物保护主义，这是发达国家普遍认同的社会良知和道德。”“我们决不能仅仅将其看做是贸易上的自我保护策略，而应将其视为符合社会公共道德的贸易政策并予以尊重。”“活拔鹅绒等于虐待动物，通过虐待动物的方式获取更大利润的企业是不道德的，自然应被消费者抵
（二十六） 【给定资料】 1．美国内科医疗设备的生产商和销售商德普公司（DPC）2005年5月20日宣布，该公司及在中国的独资分公司分别与美国司法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达成协议，同意支付总共约480万美元以解决其违反美国《反海外贿赂法》的问题，其中包括向司法部支付200万美元罚款、上缴证券交易委员会204万美元“非法所得”及75万多美元利息。 据记者了解，DPC的贿赂行为发生在1991年底到2002年12月。为了获得医院的业务订单，天津DPC有限公司在中国的某些医院以现金支付手段向医院的化验员和医师进行贿赂，以此让医院同意使用天津DPC有限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这一行为，是经天津DPC有限公司总经理授权的。美国司法部门认为该行为“涉及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机构批准的医院的受雇人员”，因而已经触犯了《反海外贿赂法》。好处费（委托费）通常是销售额的3%～10%。从1991年末到2002年12月，DPC天津分公司的行贿金额总计达到162.3万美元。同时，DPC从中获益200万美元。 德普公司中国行贿11年却没有执法机构对之处罚。该案最终在海外被发现，说明中国的监管存在巨大的疏漏。 2．清华大学廉政教研室的任建明教授说：“以前，我们重点打击政府公职人员受贿，主要是建立在一个政府公权力相对强势的基础上。在这样的环境下，行贿者很大程度上是被迫行贿，因为不行贿就什么都得不到。” 任建明认为，现在，很多行贿者不再是不得已而行贿，他们是为了获得和自己本身资质不相匹配的利益而行贿。相比较前几年，他们身上的被动色彩已经弱化，更多地有了一种主动色彩，因此，有必要给予这些行贿者更重的打击。 而我国现行《刑法》中，第八章所规定的行贿罪、受贿罪是专门针对政府公务人员的，公司、企业人员行贿受贿罪则规定在第三章内。所遗漏的就是那些既不在政府，又不在公司的人员。比如事业单位人员和社团组织成员。这次修改《刑法》将公司、企业人员行贿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其他主体。 3．在2003～2005年几年间，喜之郎原投资部经理周明华借职务之便，在代表喜之郎与世纪证券有限公司协商签订托管1亿元国债和5000万元企业债券合同以及合同到期后收回两笔资产过程中，先后收受世纪证券有限公司好处费共计人民币533.56万元。2006年10月15日，周明华被阳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 证券行业资深分析师俞志强指出，行业里一种通行做法是，证券公司通过自己的席位代理委托方国债或企业债券，借此“融资”牟利。而周明华之所以舍弃几乎无风险的银行渠道，冒险与证券公司签订大额投资的托管合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能借此获得“好处费”。据周明华在该案1.5亿元投资中，获得533万元左右回扣，推算其回扣在3个点左右。 周明华瞒天过海其实并非滴水不漏。据媒体报道，2004年底喜之郎托管在世纪证券公司的1亿元国债和5000万元企业债券到期，但世纪证券没能如期归还。世纪证券公司通过间接许诺给好处费，延期还款。 2005年2月至5月，周明华利用职务之便，又分别冒用易某、陈某的名义与世纪证券私下签订“合作协议”，先后收受了世纪证券通过易某、陈某账户汇入的大笔好处费。 在一片风平浪静中，周明华贪欲不断膨胀。2005年7月8日，周明华在向公司董事长李永军汇报1亿元国债托管的事情时，才交代了收受世纪证券有限公司送的100万元好处费的事实。“公司的金融投资监管是个盲点，一来自己没有太多该方面的专业知识，二来平时主要精力放在市场上。”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邬少明这样总结刚刚结案的商业贿赂案。 4．“商业贿赂已经从‘潜规则’变成了广告。”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宝库说，他经常在收听电台广播时听到这样的广告——先是说某饭店如何的好，然后加上一句：出租车拉客有回报。“这其实就是商业贿赂。”“这场战役很重要，因为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2006年2月26日，程宝库在电话里向记者强调。 让这位法学学者开始关注商业贿赂的原因，是关于这种行为的一个矛盾：一面是广为人知，一面是案件很少。 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张忠宇副处长介绍，近五年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逐年上升。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占同期所有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数的比例却始终非常小，尚不到1%。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也显示，自2002年以来，人民法院每年审结的商业贿赂案件数量变化不大。上述数据与人们印象中普遍存在的状况严重不符。 然而另外一些数字却正揭示着商业贿赂给经济造成的巨大危害。来自商务部的统计表明，在全国药品行业，仅药品回扣一项，每年就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程宝库对此进行了调查和比较研究。调查结果让他“触目惊心”：几乎每个行业都存在，其中尤以医疗卫生、基建、电信、金融等部门为重。 而比较研究表明，商业贿赂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会有难以承受的社会后果发生。程宝库举例说，像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其经济从人均收入3000美元到7000美元，一般只用3年左右的时间，最多的用了6～7年。然而像拉美的几个国家在达到3000美元之后，不能上升，反而上下震荡。造成拉美国家如此状况的正是腐化的商业风气，权钱交易的商业贿赂潜规则。“商业贿赂不是要不要治理，而是如何治理的问题。商业贿赂的治理已刻不容缓。”程宝库说。 5．为了配合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使商业贿赂治理工作在法治的轨道内顺利进行，推动治理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成立了治理商业贿赂研究中心。2006年6月6日上午，研究中心在北师大主楼举办第一期治理商业贿赂专题论坛。 左坚卫副教授认为，商业贿赂“一对一”的行为特点以及行贿受贿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的现实，决定了查处商业贿赂的难度较大，犯罪黑数较高。因此，治理商业贿赂的重点不宜放在惩办已经发生的违法犯罪活动上，而应当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减少商业贿赂发生的机会。赵秉志教授说，商业行贿犯罪所涉及的《刑法典》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第389条第1款规定的行贿罪，第391条规定的对单位行贿罪，以及第393条规定的第一种单位行贿罪，都以行为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成立要件。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谋取不正当利益存在分歧，同时，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设置使惩治行贿犯罪陷入了某些困境。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作为行贿犯罪构成要件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6．创立于1977年的上海世迅网络主业为综合网络布线系统、IT基建工程等IT业务。该公司在行业内并没有什么名气，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并不了解该公司。但是，就是这样一家公司，通过行贿的手段，拿下了包括麦肯锡上海公司在内的众多跨国公司的项目。该公司总经理王军和项目部经理吴仁从2005年底到2006年初，在承建工程项目中，向麦肯锡公司电脑部主管汪依群和员工沈通分别行贿15万元和30万元。 在麦肯锡公司内部，作为电脑部主管的汪依群和员工沈通并不起眼。但知情人说：“这样的人就是爷，因为他负责工程的招标。”在这个过程中，“索取回扣已经成为一种惯例。”知情人说，在数年前，由于行业整体利润比较高，其回扣的比例一度高达整个项目的15%以上，但是这两年随着行业整体利润的下滑，回扣的比例已经控制在8%左右。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行业里面的规则一般是提高项目的报价，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会碰到一些电脑部门的主管要求对方提高报价，然后再将提高的部分私下返还给这些电脑部主管。 “送了45万，应该是将项目本身的报价提高了很多”，知情人分析说，如果只是单纯的网络铺设和维护工程，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利润用来行贿。 7．最新一期香港《经济导报》载文指出，中国社会转型期反腐败呈现新特点，反腐败的重点从反权力腐败转到了反商业贿赂。 从现实情况看，在当前，中国商业贿赂案件又出现了高发态势，并与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形成交织状况，犯罪领域在重点行业突现的同时，开始呈现普遍化的发展态势。贿赂手段的多样化和行为方式的连续性、隐蔽性及关联性，都表明治理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形势更为严峻。 商业贿赂，是一种以获得商业交易机会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销费、宣传费、劳务费、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境内外旅游等名义，直接或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实物和其他利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商业贿赂实质上收买的是“权力”。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个个都是权力垄断部门和经济决策部门。可以说，哪里涉及商业审批，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机会”；哪里有购销权，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可能。 治理商业贿赂遭遇“界定难”和“治理难”，与法律、制度不完善有关，更与商业贿赂无处不在的“收买”有关。商业贿赂“收买”了法律在公民心中的威严，“收买”了企业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规则，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心靠产品质量、价格、服务胜出，而是致力发展“关系网经济”。信仰“关系”胜过信仰“规则”，对于正在建设的法治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力“腐蚀剂”。 8．9月4日下午，重庆市工商局的通报称，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华润蓝剑为占领重庆啤酒市场，与重庆市23个区市县、3000多户餐饮店等终端销售商协议合作，通过给付380多万元各种形式的“促销费”，销售啤酒500多万件，涉及金额达1亿多元。此案是自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以来，重庆市工商局查处的涉案区域最广、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 处于“被动地位”的华润雪花，立刻在次日，即5日下午发表公开声明，称重庆工商局有关查扣啤酒的行为，是打着“反商业贿赂”的幌子，行地方保护之实。“别人都这么做，你不这么做，怎么卖啤酒？”侯孝海认为，重庆的销售方式是“行业惯例”，不仅存在于华润一家，全国很多地区、很多啤酒商、饮料商都在采用。 在关于此案的种种争议中，给餐饮店等终端销售商“好处费”到底是“行业惯例”还是“商业贿赂”始终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我不能说所有的啤酒商都会采取这种销售手段，但可以肯定的是，有
自助行为是指权利人受到不法侵害之后，为保全或者恢复自己的权利，在情势紧迫而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他人的财产或自由施加扣押、拘束或其它相应措施的行为。依据上述定义，下列行为中属于自助行为的是（ ）。
A、高某住在某旅店，住店5天未付房钱就要离开旅店去车站，旅店服务员见状揪住高某不让其走，并打报警电话
B、甲趁乙不在的时候将乙家的玻璃砸碎，乙得知后也到甲家中将其同样规格型号的玻璃砸碎
C、陈某抢劫出租车司机李某，用匕首刺李某一刀，强行抢走财物后下车逃跑。李某发动汽车追赶，在陈某往前跑了40米处将其撞成重伤并夺回财物
D、甲为救助自家和邻居被突袭而来的洪水所围困的财物，未经乙同意，使用乙的小船
（二十六） 【给定资料】 1．美国内科医疗设备的生产商和销售商德普公司（DPC）2005年5月20日宣布，该公司及在中国的独资分公司分别与美国司法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达成协议，同意支付总共约480万美元以解决其违反美国《反海外贿赂法》的问题，其中包括向司法部支付200万美元罚款、上缴证券交易委员会204万美元“非法所得”及75万多美元利息。 据记者了解，DPC的贿赂行为发生在1991年底到2002年12月。为了获得医院的业务订单，天津DPC有限公司在中国的某些医院以现金支付手段向医院的化验员和医师进行贿赂，以此让医院同意使用天津DPC有限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这一行为，是经天津DPC有限公司总经理授权的。美国司法部门认为该行为“涉及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机构批准的医院的受雇人员”，因而已经触犯了《反海外贿赂法》。好处费（委托费）通常是销售额的3%～10%。从1991年末到2002年12月，DPC天津分公司的行贿金额总计达到162.3万美元。同时，DPC从中获益200万美元。 德普公司中国行贿11年却没有执法机构对之处罚。该案最终在海外被发现，说明中国的监管存在巨大的疏漏。 2．清华大学廉政教研室的任建明教授说：“以前，我们重点打击政府公职人员受贿，主要是建立在一个政府公权力相对强势的基础上。在这样的环境下，行贿者很大程度上是被迫行贿，因为不行贿就什么都得不到。” 任建明认为，现在，很多行贿者不再是不得已而行贿，他们是为了获得和自己本身资质不相匹配的利益而行贿。相比较前几年，他们身上的被动色彩已经弱化，更多地有了一种主动色彩，因此，有必要给予这些行贿者更重的打击。 而我国现行《刑法》中，第八章所规定的行贿罪、受贿罪是专门针对政府公务人员的，公司、企业人员行贿受贿罪则规定在第三章内。所遗漏的就是那些既不在政府，又不在公司的人员。比如事业单位人员和社团组织成员。这次修改《刑法》将公司、企业人员行贿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其他主体。 3．在2003～2005年几年间，喜之郎原投资部经理周明华借职务之便，在代表喜之郎与世纪证券有限公司协商签订托管1亿元国债和5000万元企业债券合同以及合同到期后收回两笔资产过程中，先后收受世纪证券有限公司好处费共计人民币533.56万元。2006年10月15日，周明华被阳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 证券行业资深分析师俞志强指出，行业里一种通行做法是，证券公司通过自己的席位代理委托方国债或企业债券，借此“融资”牟利。而周明华之所以舍弃几乎无风险的银行渠道，冒险与证券公司签订大额投资的托管合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能借此获得“好处费”。据周明华在该案1.5亿元投资中，获得533万元左右回扣，推算其回扣在3个点左右。 周明华瞒天过海其实并非滴水不漏。据媒体报道，2004年底喜之郎托管在世纪证券公司的1亿元国债和5000万元企业债券到期，但世纪证券没能如期归还。世纪证券公司通过间接许诺给好处费，延期还款。 2005年2月至5月，周明华利用职务之便，又分别冒用易某、陈某的名义与世纪证券私下签订“合作协议”，先后收受了世纪证券通过易某、陈某账户汇入的大笔好处费。 在一片风平浪静中，周明华贪欲不断膨胀。2005年7月8日，周明华在向公司董事长李永军汇报1亿元国债托管的事情时，才交代了收受世纪证券有限公司送的100万元好处费的事实。“公司的金融投资监管是个盲点，一来自己没有太多该方面的专业知识，二来平时主要精力放在市场上。”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邬少明这样总结刚刚结案的商业贿赂案。 4．“商业贿赂已经从‘潜规则’变成了广告。”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宝库说，他经常在收听电台广播时听到这样的广告——先是说某饭店如何的好，然后加上一句：出租车拉客有回报。“这其实就是商业贿赂。”“这场战役很重要，因为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2006年2月26日，程宝库在电话里向记者强调。 让这位法学学者开始关注商业贿赂的原因，是关于这种行为的一个矛盾：一面是广为人知，一面是案件很少。 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张忠宇副处长介绍，近五年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逐年上升。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占同期所有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数的比例却始终非常小，尚不到1%。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也显示，自2002年以来，人民法院每年审结的商业贿赂案件数量变化不大。上述数据与人们印象中普遍存在的状况严重不符。 然而另外一些数字却正揭示着商业贿赂给经济造成的巨大危害。来自商务部的统计表明，在全国药品行业，仅药品回扣一项，每年就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程宝库对此进行了调查和比较研究。调查结果让他“触目惊心”：几乎每个行业都存在，其中尤以医疗卫生、基建、电信、金融等部门为重。 而比较研究表明，商业贿赂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会有难以承受的社会后果发生。程宝库举例说，像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其经济从人均收入3000美元到7000美元，一般只用3年左右的时间，最多的用了6～7年。然而像拉美的几个国家在达到3000美元之后，不能上升，反而上下震荡。造成拉美国家如此状况的正是腐化的商业风气，权钱交易的商业贿赂潜规则。“商业贿赂不是要不要治理，而是如何治理的问题。商业贿赂的治理已刻不容缓。”程宝库说。 5．为了配合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使商业贿赂治理工作在法治的轨道内顺利进行，推动治理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成立了治理商业贿赂研究中心。2006年6月6日上午，研究中心在北师大主楼举办第一期治理商业贿赂专题论坛。 左坚卫副教授认为，商业贿赂“一对一”的行为特点以及行贿受贿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的现实，决定了查处商业贿赂的难度较大，犯罪黑数较高。因此，治理商业贿赂的重点不宜放在惩办已经发生的违法犯罪活动上，而应当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减少商业贿赂发生的机会。赵秉志教授说，商业行贿犯罪所涉及的《刑法典》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第389条第1款规定的行贿罪，第391条规定的对单位行贿罪，以及第393条规定的第一种单位行贿罪，都以行为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成立要件。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谋取不正当利益存在分歧，同时，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设置使惩治行贿犯罪陷入了某些困境。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作为行贿犯罪构成要件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6．创立于1977年的上海世迅网络主业为综合网络布线系统、IT基建工程等IT业务。该公司在行业内并没有什么名气，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并不了解该公司。但是，就是这样一家公司，通过行贿的手段，拿下了包括麦肯锡上海公司在内的众多跨国公司的项目。该公司总经理王军和项目部经理吴仁从2005年底到2006年初，在承建工程项目中，向麦肯锡公司电脑部主管汪依群和员工沈通分别行贿15万元和30万元。 在麦肯锡公司内部，作为电脑部主管的汪依群和员工沈通并不起眼。但知情人说：“这样的人就是爷，因为他负责工程的招标。”在这个过程中，“索取回扣已经成为一种惯例。”知情人说，在数年前，由于行业整体利润比较高，其回扣的比例一度高达整个项目的15%以上，但是这两年随着行业整体利润的下滑，回扣的比例已经控制在8%左右。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行业里面的规则一般是提高项目的报价，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会碰到一些电脑部门的主管要求对方提高报价，然后再将提高的部分私下返还给这些电脑部主管。 “送了45万，应该是将项目本身的报价提高了很多”，知情人分析说，如果只是单纯的网络铺设和维护工程，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利润用来行贿。 7．最新一期香港《经济导报》载文指出，中国社会转型期反腐败呈现新特点，反腐败的重点从反权力腐败转到了反商业贿赂。 从现实情况看，在当前，中国商业贿赂案件又出现了高发态势，并与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形成交织状况，犯罪领域在重点行业突现的同时，开始呈现普遍化的发展态势。贿赂手段的多样化和行为方式的连续性、隐蔽性及关联性，都表明治理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形势更为严峻。 商业贿赂，是一种以获得商业交易机会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销费、宣传费、劳务费、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境内外旅游等名义，直接或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实物和其他利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商业贿赂实质上收买的是“权力”。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个个都是权力垄断部门和经济决策部门。可以说，哪里涉及商业审批，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机会”；哪里有购销权，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可能。 治理商业贿赂遭遇“界定难”和“治理难”，与法律、制度不完善有关，更与商业贿赂无处不在的“收买”有关。商业贿赂“收买”了法律在公民心中的威严，“收买”了企业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规则，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心靠产品质量、价格、服务胜出，而是致力发展“关系网经济”。信仰“关系”胜过信仰“规则”，对于正在建设的法治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力“腐蚀剂”。 8．9月4日下午，重庆市工商局的通报称，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华润蓝剑为占领重庆啤酒市场，与重庆市23个区市县、3000多户餐饮店等终端销售商协议合作，通过给付380多万元各种形式的“促销费”，销售啤酒500多万件，涉及金额达1亿多元。此案是自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以来，重庆市工商局查处的涉案区域最广、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 处于“被动地位”的华润雪花，立刻在次日，即5日下午发表公开声明，称重庆工商局有关查扣啤酒的行为，是打着“反商业贿赂”的幌子，行地方保护之实。“别人都这么做，你不这么做，怎么卖啤酒？”侯孝海认为，重庆的销售方式是“行业惯例”，不仅存在于华润一家，全国很多地区、很多啤酒商、饮料商都在采用。 在关于此案的种种争议中，给餐饮店等终端销售商“好处费”到底是“行业惯例”还是“商业贿赂”始终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我不能说所有的啤酒商都会采取这种销售手段，但可以肯定的是，有
资料22019年8月31日，敦煌国际会展中心，在第四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与第九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行节闭幕式上，来自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观众，共同观看了由敦煌研究院和央视纪录频道联合出品的纪录片《莫髙窟与吴哥窟的对话》。纪录片摄制组曾奔赴柬埔寨，对吴哥窟遗址群的建筑、雕像、壁画、图案等进行了全面拍摄，并在当地还原了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发现吴哥窟的过程，再现了无数无名工匠们建造吴哥窟的场景。随后，摄制组又到巴黎吉美博物馆进行拍摄,探访上世纪初来自吴哥窟和莫高窟的精美艺术品在该博物馆的“艰难的相遇”，这是“两窟”文化在近代首次相聚，在国内，摄制组同样对莫高窟的壁画、雕像、图案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拍摄，也对莫髙窟的建造、发现的历史场景进行了再现。“我们拍这部片子就是希望通过‘两窟’间同与不同的比照，来展示两大文化奇迹之间的链接。’纪录片总导演秦川介绍道，就像吴哥窟墙上刻画的阿普萨拉与莫高窟壁画中的飞天那样，两个石窟虽然艺术风格相差甚远，但都是佛教文化的产物,源头都在印度，“就好像一个文明的种子开出了两朵艺术之花”。不只是艺术，“两窟”还有着相通的历史链接，秦川说道：“那就是丝绸之路，它们都是海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口，都因丝路兴而兴，因丝路衰而衰。”据有关负责人介绍，这部纪录片是甘肃省政府为了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以,进一步挖掘两大世界遗产的文化内涵而精心策划和大力推荐的“远隔下山万水的‘两窟’，都是两个国家的两座艺术高峰。”纪录片主创人员表示，“我们是在用纪录片的方式，在‘两窟’相通的艺术文化符号中，寻找中柬两国人文相亲的历史传承；在‘两窟’相似的历史境遇中，阐发‘一带一路’沿线文明兴衰的历史反思。”这部纪录片是国内首部亚洲文明对话题材的大型纪录片。拍了9部敦煌题材纪录片的秦川表示：“我感觉我们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种对话体。过去,我们拍摄纪录片都是单向的纬度，诸如单纯做敦煌的书法、美术、舞蹈等，而这种对话模式，是一个极大的跳跃，我们可以自由切换和探寻历史文化的脉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朝戈金指出：“这部片子为我们探索了一个独特的对比视角，找到了两个文化高峰的对比坐标，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柬埔寨王国文化艺术部大臣彭萨格娜也被这部纪录片打动，她表示，2019年可以说是“中国—柬埔寨文化旅游年”的“开幕年”，这部纪录片是其中重要项目之一。纪录片让两地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得到充分展现，从而鼓励游客亲身前往参观,探索发现文化遗产的真迹。同时，也希望以此为契机，中柬两国还能有更多的合作,比如共同开发新旅游路线，整合更多共通的旅游资源，挖掘新旅游项目等。“这部片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有启示作用。”敦煌研究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敦煌研究院将进一步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行合作与交流，通过国际合作保护世界文化遗产。韩国文化大使金尚榏观影后感慨良多，他认为，这种隔空对话是一种很大胆的艺术尝试，有着很现实的意义。敦煌不仅利用电影、纪录片等影视技术弘扬敦煌文化，还利用声光电、AR、VR等数字技术手段实现敦煌文化的现代传播，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更多的启发。“让陈列在丝路沿线上的遗产穿越历史长河，开启横跨地域国界的文化之旅，成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艺术桥梁纽带。”甘肃省委副书记表示，这部纪录片能更好地把敦煌艺术传播到海外，为推动丝路文化创新发展拓展了重要模式，让“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中、在世界义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中更加熠熠生辉。假设你是纪录片《莫高窟与吴高窟的对话》的主创人员之一，受邀在首映式上致辞。请结合“给定资料2”，围绕该纪录片的创作意图、拍摄内容及现实意义拟写一份讲话稿。要求：（1）紧扣资料，内容具体；（2）层次分明，语言流畅；（3）不超过500字。
“给定资料5”结尾写道：“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人造文明和自然文明，都是应该而且可以互补的；理想的生活状态可能还是在城、乡之间自由游走。”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自选角度，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 （1）观点明确，见解深刻；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明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1000～1200字。
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的名句：“因为山在那里！”影响了无数勇于探索、勇于攀登的人。请你从给定资料出发，联系实际，以“创业者心中的山”为题写一篇文章。(40分)要求：(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4)总字数1000-1200字。
问题四、有知名学者说，“当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幅佳作走出高墙深闺，来到寻常百姓中间，虽然它的容颜依旧，它的价值却早已跨越了市场定位，带给百姓的不仅仅是自豪，还有自信，让他们更加坚定地沿着自己民族的道路走向未来。”(见【给定资料6】划线部分)请根据对这段文字的理解、自拟标题，自选角度，写一篇1000~1200字的文章。要求（1）立意明确，论述透彻;（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40分）
已知在等差数列中，，则an＝（ ）．
A、6n－4
B、7－3n
C、14－6n
D、6n－4或14－6n
（十四） 【给定资料】 1．为全面加强公职人员工作作风建设，进一步提高工作效能，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河南省安阳市实行公职人员工作作风预警制度。 公职人员工作作风预警制度是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能中，存在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行为，但不足以实施党政纪处分而预先发出警告，是预防和制止干部发生更严重违反党政纪律行为的工作制度。 该制度规定，给予工作作风预警，以《安阳市公职人员工作作风预警通知书》的形式，按照管理权限，由市、县（市）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对被预警对象的监督和管理权限负责组织实施。上级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可直接对应由下级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作风预警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实施工作作风预警。 该制度规定，工作作风预警通知书一式3份，一份送达预警对象，一份送其主管部门，一份纪检监察机关备案。根据性质和程度，工作作风预警分为三级，实行梯次预警。年内首次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实施黄色预警；年内二次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实施橙色预警；年内三次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实施红色预警。本年度被黄色、橙色预警而未达到红色预警的，被预警次数顺延，实行累计。 该制度规定了预警追究机制。被给予黄色预警的个人每季度、被给予橙色预警的个人每半年在全市通报；被给予红色预警的个人，评定为全市工作作风“最差公职人员”，每年在全市通报，所在单位要视其情节轻重，按照管理权限，依照有关规定，做出相应处理。单位处理意见报经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实施；单位一年内被红色预警2人（含2人）以上的，对其所在单位全市通报，并追究单位有关领导的责任。 2．记者从重庆市奉节县相关部门了解到，奉节县委、县政府决定于2008年10月17日召开全县重大项目暨乡镇“10＋1”工程建设大会，对全县城乡统筹工作作具体部署。会前数日，县委、县政府办公室联名给80多个县级部门、30多个乡镇下发通知，要求“一把手”参加。 会议当天，县党史办、县志办、银监办、法制办4家单位缺席，县教委、经委、科委等21家单位“一把手”用“替身”参会。随后，奉节县委办公室向各乡镇、县级部门发出通报，对缺席的25个部门“一把手”提出严肃批评，责令他们在电视上对全县群众作检讨。 随后在10月18日、20日晚的奉节综合新闻节目中，25位缺席的部门一把手，分别在电视上向全县人民作了公开检讨。 记者在采访奉节县这场肃吏风暴时，来到了奉节县民政局。当记者走到该局五楼503室时，只见门开着一条20余厘米宽的缝隙，里面一位官员一边和一名来访者谈话，一边正聚精会神地打着网络游戏“斗地主”。 记者随即拍下了这一让人感到震惊的镜头。当来访者走后，这位官员在网上“斗地主”的兴趣依然很浓，全然没有注意到记者正在拍照片。 当记者拍完照片敲门走进这位官员的办公室，询问其局长办公室在哪里时，这位官员回头指了一下“就在旁边的办公室”后，又专心地打起网络地主来。 记者随即来到501室——副局长办公室。当记者将拍到的照片出示给这位副局长时，这位副局长称，打地主的是该局纪检组长，叫陈××。 这位副局长同时称，此时是工间操时间，打牌也没什么。但这位副局长却坚持让记者把照片删除，声称：“怕传出去对局里影响不好。” 当记者随后采访纪检组长陈××时，陈××称，从10:00到10:40是全县的工间操时间，他是在做完两套工间操后，看还有5分钟，才在网上斗起了地主。他同时称，工间操时间“斗地主”没有违反规定，是允许的。 在25位部门“一把手”因缺席会议，被县委、县政府责令在县电视台向全县人民作公开检讨的第二天，县民政局纪检组长竟然在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这种做法真如那位副局长和当事人所称“是允许”的吗？ 为此，记者于当天下午采访了奉节县委监督室副主任陈姚平、县委办主任罗启辉的秘书金礼德、县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监督科等相关领导。 据县委办公室的人员称，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肯定是违规的，也是绝不允许的。这位工作人员称，该县的工间操时间是从11月16日开始，目前尚未执行。 奉节县委监督室副主任陈姚平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肯定是不允许的，更是违规的。县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监督科一位姓毛的工作人员称，纪检组长上班“斗地主”，肯定是违规的，如果一旦查明属实，将作出严肃处理。 3．工作尽职尽责，本是一个普通公民的义务，摒弃游戏作风、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这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工作人员起码的道德底线与分内职责，也是劳动纪律的基本要求。 但长期以来，一些机关玩乐成风却成了久治难愈的“顽症”。前有奉节民政局纪检组长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现又有重庆渝北双凤桥街道办职工上班打麻将，足见一些机关公职人员工作作风散漫的现象已十分严重。这样的“公仆”，怎可期待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纪对机关工作人员作风有明确的要求，群众舆论对人民公仆的作风充满期待。但为何这种上班打牌、玩游戏的现象一直没彻底改变呢？ 其实，对照法律和单位规章制度，只要认真执行，克服这种怪现象并非难事。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精简臃肿的机构，改变人浮于事的工作局面；如何让正确的执政理念、服务理念深入机关事业单位和每位工作人员的心，让法律、制度硬起来？如果机构、人员配置合理，公务员工作量饱满，领导作出了表率，问责动了真格，掀掉玩游戏官员的官帽，看以后谁还敢上班不干正事？ 应该说，“机关病”缘于“机制病”，对此，不能光靠下级行政员工的公务操守与官德自觉，也不能光靠上级督导官员的个人意志与铁腕手段。最根本的，还是要依照现代政治责任理念建立问责制度。让问责机制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让太平官、无能官、懒汉官根本混不下去。 4．2009年7月28日下午，网友在大河论坛发帖，痛斥淮阳赏荷月期间，当地交警乱收费，车主被逼当街下跪一事。淮阳县公安局于29日凌晨2点55分通过大河论坛，就网友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回复——目前纪委和督察人员已成立调查组介入调查，当事“执勤人员”已停止工作。 7月18日，荷花节开幕当天，节前淮阳交通巡警确保荷花节期间仪容整齐、文明执勤等掷地有声的社会承诺还言犹在耳，但记者在淮阳街头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参加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刚一通过，主要路口的交警有的不见了踪影，有的缩进了路边的警车当中，对街头混乱的交通秩序熟视无睹。 当天晚上，在淮阳县城最繁华的区域，几名民警坐在警车中闲聊，舒服不过倒着，一位民警干脆脱掉鞋子，把脚架在了前排的座位上，躺倒在座椅上。 7月19日，在淮阳县城北关汽车站对面的一幕更是让记者气愤不已。一位骑车拉炭的人被三个既没有肩章、又无警号的所谓民警以查车的名义拦下，车主在下跪未果的情况下，买烟交钱才要回被扣的车辆。记者通过对周边商户的调查询问得知：这三个所谓的民警每天都在这里查车，被查扣车辆的车主可通过一个跟三人关系不一般的中间人老金，给老金一定数量的手续费，然后由老金协调给三人一些费用便可解决。 站在淮阳街头，淮阳城区随处可见无运营资格的面包车，随便用纸板写上“上车一元”的标志就融入了运营车辆的车流，狭窄的街道上触目可及的是乱停乱放的车辆和红绿灯下混乱的交通秩序，这丑陋的一切与美丽的荷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目睹此状，真不知道欲以荷花为媒，把淮阳打造成旅游名城的领导者如何感想？ 5．据海口市琼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黄茂兴介绍，2009年7月6日上午，海口琼山区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某与另外7名队员，从6点30分开始上路执法，在大园路一带对占道经营进行治理。此间，王某一朋友打来电话称给其送结婚请帖，王某表示正在上班，晚一点联系。上午近10点左右，当班工作结束后，王某与7名队员一行8人来到府城某茶艺馆喝茶，并与朋友约定取喜帖。督察组在府城大园路检查时发现，王某和队员离开工作岗位，穿着制服到茶店喝茶，立即对此展开了调查。 黄茂兴表示，虽然王某与其队员是在当班工作完成后到茶馆的，但仍属在法定的正常上班时间内擅离工作岗位，不认真履行职责，而且还穿着制服进入茶馆，他们的行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依据《琼山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奖惩办法（试行）》等规定，决定给予王某行政警告处分，并停职检查、通报批评。 同时，与王某一起在法定正常上班时间擅离工作岗位的黄某、李某、潘某、吴某、梁某、郑某、劳某等7人，也被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6．辽宁省丹东市电视台“马上就办”专栏组接到的群众咨询与投诉主要集中在相关部门对解决群众投诉的效率低及办事拖拉、三产扰民问题、部分区段的环境差问题和个别居民小区的设施得不到及时维护等问题上。 有市民投诉：“现在有些部门的办事效率太低下了！”他们已就楼下门市私拆乱改投诉几个月了，执法部门也来现场察看过，至今也没给这种违法违章行为作出认定与处理，一打电话就是“正在研究、调查”，结果楼下门市从容弄虚作假，相继骗取了环保与工商部门的许可与证照。7月底，记者曾就丹东市振业区山上街人防路17号楼的楼院地面低、雨天积水难行问题向相关管理部门作了反映，接待人员答应联系物业并去现场查看，并于一周内给“马上就办”回复，可是记者等了多日也没听到回复，再次打电话咨询得知：人还没去呢。怪不得老百姓对有些部门的办事效率不满意。 7．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任务异常繁重。与此同时，一场来势迅猛的“问责风暴”让河北省的干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谁阻挡了河北事业发展，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过不去，我们就让他过不去，就调整他的位置、摘去他的‘帽子’。”2009年2月13日，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以这样语惊四座的一席话，拉开了河北省“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的序幕。 5个多月后，一组数据为张云川的“狠话”做了注脚：由于不作为、乱作为，河北共有1000多名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 河北省省委书记坦言：“我知道整顿干部作风就像捅了马蜂窝。但是，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这个丑必
（十一） 【给定资料】 T市晚报刊发了一批“市民来信”，集中反映了城市市民出行中遇到的问题。 市民甲：8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送朋友去赵家口长途汽车站，发现这里是一个Y字形路段，行驶的车辆由两条机动车道汇聚到一条机动车道上。引人注目的是，两条分支机动车道中的一条上缓缓行驶着大量公交车，一辆接一辆，车队一直排到Y形车遭汇流口。刘公铺桥西这一站点设置在两条机动车道之间，我和朋友便是在这一站下的车。这里下车的乘客很多，从公交站牌看，至少有15条不同路线的公交车要在这一站停靠。这就使得上下车的乘客特别多，疏散时间增加，公交车停靠的时间也就相应增加，而之后需要进站的公交车排队进站的时间也被延长。我看到排队等候进站的公交车一直都保持在5辆以上，使得路面拥挤不堪。我从刘公铺桥西站下来后沿着公交站绕了一圈，发现并没有能够穿过马路的人行横道。乘客如果想要安全地走到5米开外对面的公交站，需要返身走几百米去绕行赵家口天桥。这对于在上班时间急着换乘车辆的人来说太费时间，所以我看到绝大部分下车的乘客都径直走到站点与绿化带之间的空隙处，在大量的机动车流之间惊险地穿过马路。这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但与登上天桥再下来相比显得方便快捷许多。 市民乙：前几天上午，我去石化总公司附近的体检中心体检。事先我从公交网上查询得知，经过我家小区附近的16路公交车可以抵达石化总公司。乘16路车顺利抵达目的地并体检之后，我按惯例走到回程方向的石化总公司站点等车。等了约20分钟，来了一辆16路车，却呼啸而过，并没有靠站。我先是误以为司机甩站，后来无意中看了一下站牌，发现这个站点并不停靠16路公交车。这让我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心情也被败坏了。一个朋友说，他经常乘公交车出行，沿江路上的清河站的58路、117路也是“有去无回”的。对这类现象，我百思不得其解：公交公司为啥不让乘客有去有回？ 市民丙：随着我市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轨道交通网络不断向外延伸，远离中心城区的住宅区越来越多。但是，轨道交通只解决大流量，不能完全解决住宅小区到达轨道交通车站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退回去20年，有没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有。那当时是怎么解决的？一是走路，二是骑车。现在为什么没人走路了？过去走是因为经济困难，现在几块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问题；有人想走，却发现道路坑坑洼洼或晚上黑灯瞎火，感到特别不安全。为什么现在骑自行车的少了？因为骑车的成本也不低。现在规范的小区里，自行车必须停在车库里，每月要交停车费；你想停在公交车站或者轨道交通站点，也必须交停车费，否则很容易失窃，交了钱也不一定保证不丢。此外还“受气”。现在是汽车社会，不少道路上都没有非机动车道，即使设有非机动车道，也常常被乱停的机动车占用。于是，原本可以自行解决的“最后一公里”被“黑车”填了空。在公交站点，有不少小轿车、摩托车、电动车等“黑车”聚集。由“黑车”引起的交通事故常常让人心有余悸。 【问题】 给定资料反映了T市市民出行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假定你是市交管局聘请的观察员，请就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建议，呈送市政府有关部门参考。 要求： （1）对存在的问题概括准确、扼要； （2）所提建议具体简明、有针对性、切实可行； （3）不超过400字。
固定资产折旧费是产品成本的组成部分，应该全部计入产品成本。（）
A、对
B、错
女：王经理，我今天家里有点儿事，想早点儿回去，您看行吗？男：好的，没问题，去办你的事吧。问：男的是什么意思？
A、让她提前走
B、告诉她准备开会
C、公司现在离不开人
D、先忙完工作再说